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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敦谨恍然大悟后,又是惶恐又是无奈,不敢再深究下去,于是也如同曾国藩一样,开始做起了表面文章。参加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看到会审不过是走走过场,将十八名人证点名一次就算审完了,很是不满,多次要求以酷刑逼问张文祥,都被郑敦谨婉言拒绝。而在无聊的审讯和官员们的争辩中,一心要找出真相的孙衣言和袁保庆也精疲力竭了。
正月二十九日,郑敦谨到达江宁还不到一个月,便与曾国藩联名上奏,奏结基本上用的是之前张之万、魁玉的定拟叙述,不过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所不同的是对张文祥的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拟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并戮其子。
对于这样照旧糊里糊涂的奏结,参加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拒绝在上面签字画押,以此表示不满。但郑敦谨、曾国藩均是饱经世故的人物,手段、谋略远比孙、袁二人高明,他们索性在奏结中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这样根本就无需二人的签名。
在上奏的同时,郑敦谨、曾国藩又抢先将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造成定案的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案。在奏章外,曾国藩和郑敦谨还特意附了一张“片子”,上面写着:“该犯供词,尚属可信。”与之前张之万、魁玉的用语一模一样。
至此,距离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已经有八个月时间。
陆、传闻
刺马案久审不能结案,刺客供词闪烁,主审官员含糊其辞,前后审案官员多达五十余人,每次奏结均疑点重重,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一时流言纷纷,各种传闻迭起,飞短流长,更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当年袁世凯年仅十五岁,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参与会审的嗣父袁保庆(本为袁世凯叔父,袁世凯被过继给他为子)探询。
关于刺马案,民间有多种传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竟然也派心腹彭玉麟、赵烈文、吴汝纶等人四下出动,去民间访得这些传闻,作为审案的参考。
流传最广的传闻是马新贻“渔色负友”说。
传闻说,咸丰年间,张文祥与其友曹二虎、石锦标加入捻军,张文祥是个头目。当时马新贻因合肥县失守被革去县令一职。马新贻急于戴罪立功,率领团练与捻军交战。在一次战斗中,马新贻兵败,被张文祥、曹二虎等人活捉。张文祥和曹二虎有意投降清军,便主动与马新贻结为兄弟,随之反正。降军被编为两营,因为马新贻号谷山,称为山字营,张文祥为营官。山字营随马新贻四处作战,屡立战功,马新贻由此不断升官,一路扶摇直上。
这一版的传闻多有漏洞,年份、事迹无一与马新贻年谱和《清史》相符。根据《清史》记载,咸丰三年(1853)马新贻任合肥知县,随钦差大臣袁甲三攻打太平军,多有战功,并没有被革职一说。之后马新贻率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庐州有功,还升任庐州知府。马新贻一生中唯一一次被革职是咸丰八年(1858)任安徽按察使时,在庐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打败,但也是革职留任,两年后即重新复官。
传闻又说,同治四年(1865),马新贻升到安徽布政使,已有些看不起张文祥、曹二虎的意思了。曹二虎却不知情,还将妻子接至马新贻的官府居住。马新贻见曹二虎之妻美艳,顿起歹心,设法骗奸。张文祥得知后,告诉了曹二虎。正当二人商议该怎么办时,马新贻抢先下手,一边派曹二虎去寿春镇领军火,一边使人告诉该镇总兵徐周说曹二虎“通捻”。中军官拿着令箭当众逮捕了曹二虎,徐周告知原委后,随即命人在市集将曹二虎公然斩首示众。张文祥侥幸逃脱后,发誓为曹二虎报仇。他用精钢打造了两把短刀,用毒药淬过。每天夜深人静后,叠起三四张牛皮,用短刀去刺,练习刺击的手劲。起先因为手劲不够,难以贯穿。之后天天练习,坚持了两年后,已经可以一刀洞穿五张厚牛皮。张文祥这样做的用意,是假定马新贻身穿革甲,也可以一刀致命。自从功夫练成后,张文祥一直暗中跟随马新贻,先后到浙江、福建、江宁,最终找到机会杀了他。据说马新贻看清凶手是张文祥后,说了一声:“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这种传闻首尾俱全,枝叶纷披,听起来煞有介事。令其真实性得到加强的是乔松年的一首诗。乔松年任安徽巡抚时,马新贻刚好在他手下任安徽布政使。马新贻遇刺后,乔松年写诗吟咏,其中有“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之句,显然是讽刺马新贻“渔色”。既然马新贻当时的顶头上司都说他“渔色”了,民间当然就更加信以为真了。马新贻死后不久,他的小妾郑氏在江宁府后院上吊自杀,这小妾便被说成是曹二虎之妻,更成了马新贻“渔色负友”的佐证。而张文祥一击得手,精准地刺中要害,表现出职业杀手的素质,也让张文祥勤练刺牛皮一说更加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其实,同治四年马新贻已经升任浙江巡抚,人根本不在安徽,他在浙江任上做了许多好事,很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新贻借寿春镇总兵之手杀曹二虎一事也不合常理,真要杀人灭口,秘密通知徐周即可,何须将曹二虎当众处死?而马新贻一生颇有清名,并非传闻中那般无耻好色,他死时跟在身边的两名小妾金氏、郑氏均已经年过四十,跟随他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又哪里来的曹二虎之妻?
而乔松年有意写诗嘲讽马新贻的动机也十分可疑。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后,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不久,马新贻升闽浙总督、两江总督,青云直上,乔松年却因病被免职。昔日的下属飞黄腾达,而自己却江河日下,乔松年心中很不好受。此人出身富贵之家,自小养尊处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身上有极浓的纨绔之气,即使做过巡抚这样的大官,也不改其本性。恰好刺马案发生后,迷雾重重,真假难辨,乔松年幸灾乐祸,趁机附和“渔色负友”说,写歪诗泄愤,推波助澜,也不足为奇。
之前马新贻被张文祥一刀刺中时,大喊了声:“找着了!”被好事者解释为“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的意思,认定马新贻与张文祥是旧识,让“渔色负友”说听起来更加煞有介事。其实马新贻是山东人,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喊的那一句本是:“扎着了!”马新贻在遗疏中还特意提到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所刺,以他当时命悬一线的状况,十足可信。
在“渔色负友”版本的传闻中,张文祥被塑造成忠肝义胆、为友复仇的侠士形象,大有昔日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风度。但如果马新贻真是富贵背友的话,曾国藩的结案已经多方顾及马新贻的体面,作为马新贻亲信的孙衣言、袁保庆,应该考虑到马新贻的名声重要,立即接受曾国藩的结案才合情合理,为什么二人却拒绝在奏结上签字呢?对于马新贻的个人生活,自小跟随在他身边的四弟马新祐(马新贻被刺时任河南试用知县)应该最清楚。如果马新贻真是帷薄阴私,为了澄清人品,马新祐应该立即接受审讯官员的结案,以为兄长掩饰。可是即使后来张文祥被凌迟处死后,马新祐还是觉得兄长疑案未明,并为此而怅恨终生。
种种疑点,只能说明“渔色负友”版本的故事完全是伪造出来的,有太多牵强附会的成分,根本不足采信。
有意思的是,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江宁的酒楼茶肆开始传唱《金陵杀马》的评弹。没过几天,上海租界里的丹桂茶园又编排出了《刺马》一戏,其中马新贻是一个忘友背主、勾结洋教、出卖朝廷的大坏蛋,而张文祥则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大英雄。戏上演后轰动一时,朝廷竟然也没有派人出面干预。当时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也赶来凑热闹,出试题的时候,竟然寓其讥讽。
第二种传闻则是马新贻“私通回匪”说。
这种说法来源于张文祥本人的供词。据陈功懋(其祖父陈镜题曾参与会审张文祥的录供研讯)在《张文祥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说:张文祥供称咸丰七年他为发捻时,马新贻庐州失守,曾经被其俘获。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马新贻就是庐州知府,因此将马新贻与随从时金彪一起释放。时金彪感激张文祥饶命之恩,曾经暗中告诉他:马新贻一直暗通甘肃的回民反清武装。后来张文祥看见马新贻“私通回匪”,却还能青云直上,为之不平,决意为朝廷除害,将其刺杀。
[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入陕西,各地回民纷纷响应,从此掀开了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序幕。当时有个伊斯兰教阿訇名叫任武,曾经参加过咸丰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退回陕西,藏匿在渭南仓渡镇的清真寺中,时刻准备伺机再起。同治元年(1862)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强迫回民抽拔壮勇,又在华州虐杀回民,激起了公愤。任武感觉到时机来临,于是率领渭南回民揭竿而起,一举杀死张芾,并攻克华州等地,围攻西安,占领渭河流域。十分可惜的是,这支一度声势浩大的回民武装很快陷入了与汉人民众的敌对仇杀中,西安、大荔一带数十县均卷入其中,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人,任武的力量也大大被削弱。同治二年(1863)初,清廷任命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西进攻打回民武装起义,相继攻陷了回民的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阁村等地,并以“护汉”为借口,大肆屠杀回民,史家河一带六十里之内尽成白地,渺无人烟。任武遭受巨创后,率部退往甘肃一带。此后,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的回民也纷纷起义,逐渐形成了四支主要的军事力量:以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南部;以马化龙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宁夏南部;以马文义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青海东部;以马文禄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西部。这其中,以马化龙部的力量最强,马化龙也因此成为整个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一杆大旗。西北局势如此动荡,清廷深感不安。同治七年(1868),清朝廷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西征。左宗棠经过周密计划后,没有直接进攻甘肃回民军,而是先将矛头对准了在陕甘交界处活动的董福祥部。董福祥部在重兵围困下被击溃,董福祥本人突围而出,但其父董世有和弟弟董福禄被清军招降。左宗棠又通过董世有招降了董福祥。从此,董部成为清廷对抗回民军的急先锋。清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回民军中势力最大的马化龙。马化龙见清军势大,多次请求投降,并改名为马朝清。同治八年(1869)八月,清提督刘松山率老湘军到马五寨受降,被回军中反对投降者开枪打死。回军乘势反攻,清军大败。左宗棠认为马化龙“阳虽就抚,阴实助逆”,主张“痛剿以服其心”,此后加强了对马化龙部的进攻,由刘松山之侄刘锦棠继统老湘军力攻马化龙基地中心金积堡。同治九年(1870)底,马化龙再次投降。左宗棠阴谋“先抚后剿”,命令马化龙召各地回军至金积堡就抚。结果各地回军被骗到金积堡后,左宗棠大开杀戒,一人不留,马化龙也被处死。不久,左宗棠在太子寺击败甘肃南部回民军,并打败了青海回民军马文义部,占领西宁。同治十二年(1873),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