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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我军向天宝发起攻击，歼敌一个旅，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援兵，被我半路打回。吓得张贞率残部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等处逃跑。红军20日顺利占领漳州，随后又相继占领龙海、漳浦、长泰、云霄、平和等地。漳州战役歼敌4个团，俘敌1600多人，缴获敌人飞机两架、枪支弹药无数，还有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等。红军筹款100多万元，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财政、物资上的大部分困难。红军还扩大队伍900多人，并帮助地方建立了秘密的工会和地下党组织，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事实证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就能打胜仗，红军就能发展，根据地就能扩大，可是，在当时正确的意见却硬是被中央局打入“冷宫”。
5月下旬，广东之敌陈济棠1个师深入江西信丰，威胁我军北上。中革军委命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
6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回到赣南天心圩。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无职务。毛泽东只是以苏维埃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当时，在怎样打粤敌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以围城打援的办法诱歼信丰之敌。
但围城有两种作战方案。
毛泽东主张围南雄，彭德怀坚持围大庾（今大余〕。彭断言围南雄敌不会增援，打大庾三日包打下，如打不下再围南雄。
结果打大庾不下，我军再转向南雄，信丰敌迅速增援。我军得悉时，信丰出援之敌已全部过了水口，水口只有一石桥，我军急令五军团、一军团猛追，也只能由石桥上通过，因河水深不能徒涉。敌后卫回击，与我激战于水口、南雄之间，随后，三军团也赶到，敌军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我军猛追到距南雄城约20里，城内敌军派兵接应，我军只好收兵。后方来电严责不向南雄追击，前方回电除说明已不能再追的情况外，并说“中枢遥制，于军不利”。可见当时不同军事思想的矛盾已发展到表面化了。
毛泽东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很恼火，批评人很严厉。一天晚上，郭化若有事去找朱老总，朱老总与王稼祥住在两隔壁，两人正坐在房门口闲谈，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朱德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他。”后来，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遵义会议上便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了。
郭化若也提醒过毛泽东，说：“主席，有人反映您批评人太厉害了。“毛泽东说：“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不批评狠一点，就是不听，他 们麻木。根据地、红军受损失，他们不心疼。”
一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经得起考验
7月底，王稼祥找郭化若谈话，告诉他工作有变动，调红军学校任教。郭化若对自己干什么无所谓，也不去细想，只是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在世界革命中起什么作用，虽然有时也想过，但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但对在毛泽东领导下能够打败蒋介石，则是深信不疑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关系红军的存亡，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这是郭化若和许多红军战士当时就认识了的。所以他很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开毛泽东。于是他去找毛泽东：“主席，我不想这个时候变动工作。”
“要服从调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 毛泽东平静地说。
郭化若听了，明白自己的工作调动毛泽东事先是清楚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可是郭化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到红校，就被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什么原因，没有说。这真是晴天霹雳，但有冤无处申。后来才知道，王明之流搞肃反扩大化，他们认为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取消派、托派等等的“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到处乱捕、乱关、乱斗、乱杀。据近几年有关部门统计，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福建搞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仅100万人口的闽西苏区受害和被错杀者达6352人。王明之流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郭化若的党籍，万幸的是没有砍他的脑壳。王明之流迫使郭化若离开一方面军总部，离开毛泽东，又用肃反的棒子打掉郭化若的党籍，手段可谓狠毒。
关于AB团问题。远在北伐战争时期，段锡朋就组织了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30年10月，红军打开吉安后，地方党发现了他们的旗帜、印章、暗号。这时，据说AB团分子窃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们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楚。
富田事变发生在12月7日，是由打AB团引起的。这是在发现AB团组织后，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就到红20军抓AB团分子，抓到该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审问，刘敌这个人有流氓习气，他一方面转移视线，乱供一气，把凡是他不满意的人，都说成是同伙的AB团分子； 另一方面，又煽动战士捉拿李韶九和刘铁超，将他们捆绑起来。刘铁超是20军的军长，“六大”中央委员。后来，李韶九说服看守战士，对他们说：“我是来肃反的。”卫兵听到他是来搞肃反的，就把他放了。刘敌深怕李韶九报复，便蒙蔽战士，捕捉了红20军的领导人，包围了驻在富田的江西行委和省委机关，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去了，但没有打白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刘敌派人送信到红军总部，说要把部队带回来。但信里却说什么“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并将信直接交给了彭德怀。当时，考虑到刘敌是在搞分裂，属于叛变性质，总部就回信要他回来。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和董必武。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
李韶九对AB团非常仇恨，他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采取逼、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郭化若当时被任命兼肃反委员会秘书长，他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了李文林。郭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郭化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不久，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代，但他们写了一阵，写不下去。郭化若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像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代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当时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
不过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富田事变时有几封挑拨离间的信，后来经查认为他有很大嫌疑。
一封送给彭德怀，是伪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内容是“在审讯AB团时，要逼出彭德怀是AB团分子”，彭德怀识破了，没有上当。
还有一封送给朱德，是伪造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寄来的钱收到了，我在适当时候把队伍拉过去”。朱德接到信后，研究了一夜，终于辨出了真伪。第二天一早去找毛泽东，敲了敲门，就推门进去。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他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老总，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后一般要披着毯子靠墙坐一会儿，抽支烟再下床。朱德坐在他的床沿，把信递过去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毛泽东接过信一看，很快退给朱德，说：“这样的信怎么给我看，我是反革命呀。”
“这不是你写的，我研究过了。”朱德说。
“何以见得。”
“你看，你写东西从来不用阿拉伯字，这里用的是阿拉伯数字。”朱德指着信末尾的日期说，“还有，你写的撇，像女人小脚向上挑，这 里向下挑；‘目’字，你也从来不这样写。”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翻身下床，紧紧握着朱德的手大声说：“哎呀，朱老总，原来我认为你是个很粗的人，想不到你这么细。”从此，朱毛彼此更加信任、亲密。
现在看来，过去在肃反中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肃反扩大化，许多人都不是AB团分子，在党的“七大”时，都恢复了名誉。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信以为真，这就难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也有个经验问题。大革命时期，洪流滚滚，泥沙俱下，革命队伍混进了坏人是难免的，当时把坏人都说成AB团分子。 打AB团扩大化，开始是李韶九，后来是王明冒险主义执行者。毛泽东对此是很慎重的。至于由打AB团而造成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是苏联人，1930年斯大林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在苏联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王明之流是莫斯科的应声虫，说中国也有托陈取消派，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看来，抓托派全是捕风捉影。他们为什么抓郭化若的托派呢？当时有两件事。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匿才，1930年秋打长沙后被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郭化若写的一封信，但内容是一般的问候，毫无政治内容。第二件是1932年红校在审理“托派”时，有人诬供郭化若是“托派”。这两件事虽然证据不足，但在当时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横行时可当作大问题了。案子报到了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大人物”说郭化若是“混进党内”的，自然要开除出党，而且这种处理还是轻的。只是当时红校有位俱乐部主任危拱之平白无故地受到牵连，使郭化若至今感到不安。王明的代理人指定危拱之监视郭化若的行动，但危拱之对郭很了解，在莫斯科就认识，她认为郭化若是个好同志，打成托派是错误的。她不仅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郭的活动，而且还向郭化若透露王明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情。这就使王明的代理人很恼火，开除了她的党籍。这位正义凛然的女性，虽然后来党籍得到了恢复，但建国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瘫痪了，在病床上躺了27年，于1972年与世长辞。
郭化若从方面军的代参谋长到红大的教员，又被开除了党籍，感到抬不起头来。但他想到毛泽东说的要经得起考验，又振作起精神。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1927年12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人井冈山不久，就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基层干部。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4军后，扩大了教导队，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1931年6月22日，一方面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办好红军学校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办红校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的几个红军学校都办不成器，必须抽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