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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孙坚也带了千余人参战，结果大获全胜，孙坚因战功被授予盐渎丞，后来又调任盱眙丞和下邳丞。《江表传》说孙坚在这三个县表现很好，深得吏民之心。最重要的是，这期间有“好事少年”“数百人”投靠孙坚，孙坚对他们也非常好，“有若子弟”，这些人就是日后孙坚势力集团的雏形和骨干。
此时的东汉政府宦官专权，腐朽昏庸到了极点，地方豪强乘机发展势力，不遵朝廷。一系列的民间起义不但没让他们清醒，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了。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导人是巨鹿人（今天的河北平乡）张角，他以传授“太平道”为名进行了十几年的准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传教为掩护、以宗教为组织手段的农民起义。《后汉书》说张角部三十六万人“皆著黄巾，同日反叛”。《三国志》记载“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由此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腐朽的东汉政权已经痛恨到了极点。
汉政府立即采取镇压，同时为了防止被削职的“党人”加入到起义队伍中，也为了调集人手并削弱起义军的社会基础，大赦天下，“唯张角不赦”。以车骑将军黄甫嵩和中郎将朱俊为首的政府军随即开赴到前线，朱俊一直很欣赏孙坚，这次出征也带上了他。孙坚手下除了那些“好事少年”还“募商旅”共千余人，项飞觉得这些“募”来的“商旅”颇有些抓壮丁的意思。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国军”时期，在古代也屡见不鲜，唐代大诗人杜甫先生的名篇“三吏三别”中就提了到这种事。而且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哪有那么多“商旅”可“募”？
孙坚作战勇敢，“所向无前”。《吴书》记载，孙坚有一次乘胜深入，结果“失利”，受伤堕马，卧于草丛中。当时都杀乱套了，谁也没注意到他。等回到大营中，大家才发现孙坚不见了。正在焦急万分时，他骑的马跑了回来，“刨地呜呼”。众人觉得奇怪，就跟着马走，最后在草丛中找到了孙坚。孙坚被救回大营，养了十几天才“创少愈”。还有一次在攻打宛城时，孙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然后他的士卒才逐渐跟上，最后破城。
“身当一面”是说孙坚当时是个头目，负责攻打宛城的某一个方向。一个负责人，一个将领在作战时奋勇向前当然是好事，可以激励士卒，激发斗志。但反过来说，将领毕竟不同于普通士兵，他除了冲锋陷阵外，还有指挥调度的责任，一旦阵亡或负伤不能履行这个责任，部队就会陷入被动，这就是“千金之子，做不垂堂”的含意。可是孙坚没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一直身先士卒，为他最后战死疆场埋下了伏笔。若不是其子孙策明略过人，只怕孙氏一族在他死后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此战之后孙坚凭战功被拜为别部司马。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朝廷派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假节”，西讨金城。金城的边章、韩遂一直不服朝廷，“作乱”，时任凉州中郎将的董卓征讨了多年也无结果，这次朝廷派张温西征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张温临行前“表请”孙坚“与参军事”，看来孙坚的军事才能这是不同凡响，连位居三公的张温都注意到他了。
张温带着孙坚一路西行，最后大军驻扎在长安，随即张温“以诏书召”董卓（张温当时是“假节”出征，所以可以“下诏”）。董卓与边章、韩遂打了好几年，彼此都很熟悉，张温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也很正常。可是董卓很不给张温面子，“良久”才到。要知道张温是用“诏书”召他的，董卓的行为不只是不给张温面子，更是不给朝廷面子。事关朝廷威仪，张温脾气再好也不得不批评董卓几句，没想到董卓根本没看得起堂堂司空，甚是不敬，“应对不顺”。
当时孙坚就坐在张温旁边，他见董卓如此嚣张终于忍无可忍，立刻上前对张温耳语说：“董卓不怕您治罪，还在这里口出狂言。就按照军法中‘召不时至阵’这一条杀了他！”张温有些犹豫，他说董卓在这一带很有威名，我们还要依赖他，如果杀了他，我们大军就会失去依靠。孙坚说，您率“天兵”出征，威震天下，您代表朝廷，用不着依赖谁。随即又列举了董卓的三条罪状：一、轻上无礼；二、阻挠征讨，“沮军疑众”；三、多年征讨无功。可是张温是厚道人，不肯就这样杀了董卓，终于没采纳孙坚的建议。
后来董卓知道了这件事，对孙坚不由得产生了恨意和惧意，可能还有一丝敬意，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他曾经主动提出与孙坚和亲一事上得到印证。《江表传》记载，董卓专权后，引起诸侯讨伐，孙坚“拊膺”叹息：“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张温没杀董卓，可董卓非但不感激他，反倒怀恨在心。后来董卓掌权，就让人诬陷张温谋反，“笞温于市，杀之”。不知道张温临刑时会不会像孙坚一样后悔当年没杀董卓，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此战之后，孙坚被拜为议郎。这时长沙有个叫区星的人自称将军，聚众数万人叛乱。朝廷于是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前往镇压，结果“旬月之间”孙坚就消灭了这股势力。长沙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了，但在零陵和桂阳还有人造反响应区星。于是孙坚作了个大胆的决定：“越境寻讨”。《吴录》记载，当时孙坚的主簿劝谏，说这样做朝廷会怪罪。孙坚没理他，说即使因此被治罪也“无愧海内”。于是进兵，大获全胜，“三郡肃然”。此时的汉政府已经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越境击贼”这样的小事，反倒因为孙坚战功卓著封他为“乌程侯”。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孙坚为人确实莽撞，当然他可能也算准了朝廷现在顾不上这类小事，才敢越境击贼的。
不久汉灵帝驾崩，随即董卓专权。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朝政大乱，天下大乱。真搞不懂，董卓为什么要如此祸害天下，好像他也知道自己掌权时间不会太长，于是抓紧时间败坏天下。就好像用非法手段弄来钱的贼一样，大肆挥霍，生怕钱没花光就被发现，所以一定要在被抓住前把钱花光。可能就因为此，这种人被称为“国贼”，这种行为被称为“窃取天下”。
董卓的行为激起了各地诸侯的不满，他们“举义兵”欲讨董卓，孙坚也参与其中。当时的荆州刺史王叡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看不起孙坚，于是孙坚在途径荆州的时候把他杀了。
《吴录》记载，早在孙坚“越境击贼”的时候，就与王叡见过面。但王叡因为孙坚是武将而“言颇轻之”，搞得孙坚很不爽。这个王叡与当时的武陵太守曹寅关系也很紧张，而王叡也打算参加这次讨董卓，他还打算借机除掉曹寅。可见当时社会动荡到什么程度，诸侯之间动不动就开战，都是为了私怨。不知道王叡是真想杀曹寅还是就想吓唬他一下，反正他放出风说要先除掉曹寅。曹寅知道后很害怕，他是一个太守，实力远不及身为刺史的王叡，可他也不能束手待毙，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曹寅假冒光禄大夫温毅的名义给孙坚下了一道密令，列举了王叡的罪行，并让孙坚除掉他。曹寅为什么选择孙坚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他知道孙坚与王叡有矛盾，也可能孙坚的实力足够大，更可能是因为孙坚“憨”。孙坚的“憨”和曹操的“奸”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连董卓都称孙坚为“小憨”。可是从孙坚后来的表现尤其是除掉王叡的表现来看，他可不是真“憨”。
孙坚接到密令，正中下怀，即使看出是伪造的也不会说破。他立即出兵，等到已经兵临城下时，王叡才得到消息。他急忙登上城楼查看，还派人去问这是谁的兵，想要干什么。孙坚躲在队伍里没露面，打发士卒回答说，我们打了这么多仗，可是没得到什么赏赐，现在到您这里就是想“乞”些军资。王叡竟然信了，还摆出朝廷大员的架子，说：“刺史岂有所吝？”下令打开库藏让士兵自己进去拿。可见当时乱到什么程度，士兵打家劫舍，攻城取物，与盗贼何异？而刺史大人竟然信了，由此可知这种事在当时多么普遍！王叡慷慨大方，可能也是迫不得已，若不答应只怕大军就要攻城了。不过他也太大方了，下令打开库藏，让士兵自己动手，看看刺史大人“有所遗不”？不但让你们随便拿，还要让你们知道刺史大人一点都没藏私。
王叡传完令就从城楼上下来了。刚一下来就看见了藏在队伍里的孙坚，不由大吃一惊：“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王刺史的脑筋真是不够转，到了现在还不明白。还有一点更重要，就算看见孙坚也要假装没看见。要知道真是散兵打劫那还不算严重，可如果身为长官的孙坚带队打劫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就算孙坚真为打劫而来，刺史大人如果看到也只能装作没看见，否则就要被杀人灭口了。孙坚取出“密令”说，我奉命“诛君”。王叡还不服，问道：“我何罪？”孙坚回答“坐无所知”。然后就逼王叡吞金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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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孙权 第二节
（更新时间：2007…1…1 8：15：00 本章字数：2307）
孙坚杀了王叡，继续前进讨伐董卓。走到南阳的时候，军粮不济，就向南阳太守张咨借军粮。孙坚也没生气，还“以牛酒礼咨”，张咨第二天就过来还礼。两人于是在一起喝上了。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孙坚手下的主簿近来请示，说南阳这一段的路没人修，“道路不治”，影响了军粮运输，贻误战机，请把南阳的主簿抓起来问问怎么回事。张咨一听话头不对，你长沙太守凭什么抓我南阳的主簿？他明白孙坚是要对自己下手了，于是就打算开溜，却发现四周都被人守住了。过了一会，长沙主簿又来了，这回他说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部队不能按时讨贼，请按军法从事。然后就把张咨从酒桌上带到军门，“斩之”。
关于张咨的被杀，《吴历》却有不同记载。起因都是因为张咨不肯借粮，孙坚打算绕过南阳，却又怕留下后顾之忧，于是下决心除掉他。孙坚先是“诈病”，然后派亲信人去找张咨，说孙坚病重，临死前想把队伍托付给你，请你过去相见。张咨也没太信，但是“心利其兵”，还是带了五六百人来到孙坚大营，结果就被孙坚杀了。孙坚杀了张咨后，别的一些郡都很震惊，从此以后他再借什么也没人敢拒绝了，“无求不获”。
《后汉书》记载，董卓当政后在谋臣的建议下，吸取了宦官掌朝时乱封官的教训，他的亲信很少有“身居显位”的，相反他为了收买人心，起用了一批有德能、名声好的名士任刺史、太守，张咨就是其中一个。孙坚确实莽撞，他杀了张咨却使自己背了不少骂名，平白多了一些敌人。
孙坚继续前进，到了鲁阳与袁术汇合。袁术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坚就在鲁阳驻扎了下来，也从此开始了与袁术的合作。
其实各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诸侯真正跟董卓打过几仗，孙坚孙文台就是其中之一，鲁阳是与董卓对峙的前线，孙坚就担负着先锋的任务。
一次孙坚派长史公仇称回后方调集军资，公仇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