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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本来没有相干的外国去了，然后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城市里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穿着一双北方的红皮靴子到上海，在上海成长，可并不了解上海，也不喜欢了解它，我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过路人，早早晚晚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歌里唱着的那故乡的小河，我没有。那小红皮靴子早穿白了鞋头，送给了收旧货的安徽老头子，我把它当成故乡来怀念。就这样忽视着自己天天生活着的地方，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褐色护照，飞机斜着飞上了天，越过了山，越过了海，越过了许多城市和树以及红绿灯。飞机比地球转得快，它一直往西飞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过一个夜晚。我以为自己从此是到广阔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去找自己的故乡，其实却找到了镜子，看到的是那镜中的家乡。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生活二十年而对它视而不见，又可以让这个人把三十岁以后的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它的探索上，在咖啡馆里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和疑问。每次拖着箱子回来，总是再去找笔记里问题的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让一个人把这样的旅行延续一年又一年，将一年年辛苦挣来的钱大半用光在旅途中的城市，它对我来说真了不起，每次虹桥国际机场那白色的大飞机大吼着冲进沾着污染的白云，我大多是去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带着不同的计划，可是看到的，还是它。只是它有所不同，就像在一个人的心里发生了新的爱情，那样的不同和那样的惊喜。
圣彼得堡与上海红色都市的浪漫
彼得堡有一种只有红色国家都市才会有的浪漫，凋败的、梦幻的、稍微过了时的古典，洋溢着孩子式的激情，单纯而固执，就像上海。
在圣彼得堡期间，我住在一栋绿色的大房子里，楼厅的四角有巨大的雕像，男人和女人，裸体的，很大块的肌肉和卷发，雕像低头抵着天篷，像是用力撑着天篷，他们的颊，鼻子，肩膀，乳防，脚趾，一切隆起的地方都落满了灰。那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宅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倒了，贵族跑了，他家的房子被不相干的人住了快一百年，从来没有维修过。楼厅里有一个老式的电梯，用的是拉门，黑色的铸铁纹饰里结满了灰尘。那种灰尘腐蚀着生铁的甜腥气味，那种日久失修的电梯井里随着拉索吊上来的咸湿气味，我从德国去的圣彼得堡，这德国电梯里断断没有的气味，在我是那么熟悉，那是上海老公寓里电梯的气味。在头顶上吱吱呀呀的钢索声，让人担心下一分钟它就会断了，那是在老公寓的电梯里天天担心的事。
我住的房间原来是一大间起居室，后来的房客用木板分隔大起居室，一间做卧室，一间做画室，还有一半做客厅。躺在沙发上，能看到天篷四周那精巧的纹饰，用薄木板做的墙只做到它的下面为止，为了省事以外，一定也是不舍得遮了它。还有走廊灯照亮的门玻璃，刻花的玻璃在门上闪闪发光，像从前的钻石一样。现在门上的木头被磨毛了边，又胡乱钉了门锁、插销和挂锁，那玻璃像灰堆里的豆腐一样。
外面是长长的走廊，要是出去以前不把自家的灯打开，就比照相店的暗房还要黑，走廊里堆着木箱子、纸箱子，每一扇关着的门里面都有不同的气味，那是不同人家的不同气味，门上挂着布幔，那是竭力想要保护隐私的关系。我住的屋子要穿过整条走廊才能到厨房和浴室去，总是听到身体压在弹簧床上的吱扭声，孩子短短的笑声，电视机里的说话声，还有许多门后面繁琐而莫名的声响。走进浴室，关上门，看到一个老式的浴缸，靠水龙头的地方有长长一大条黄色的水锈。因为是公用的，所以能看到一些可疑的污痕。
它们让我想起上海租界里的那些精美的老房子，我们在这样的老房子里生活，去老房子里看朋友，那些失修的水龙头长年滴着水；屋顶废弃不用多年的暖水管子还包着一九三○年的《字林西报》；新艺术时代的黑色铸铁栏杆上生了锈，锈上又落了灰，灰没有人擦，在雨季潮湿的空气里变成了烂棉絮般的物质；从前客厅门上挂着布帘，从前起居室的门前也挂着布帘，因为现在住着不同的家庭；所有的房子里都有着堆满了废物的黑暗走廊和走廊上雕花的漂亮木楼梯。
一个城市不被赞同的历史就用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中，用自己凋败的凄美温润着他们的空想。于是在圣彼得堡，有了无边无际的忧郁，而在上海，有了无穷无尽的怀旧。
在这样的城市里，会有许多人特别喜欢晚上出去散步的，因为夜色掩去杂乱凋零和烟尘，那些过去的轮廓突然栩栩如生，整座城市蓦然回到昨天。在冬宫博物馆里，我买到一本印刷粗糙的黑白摄影画册，那是个黑衣男子的作品，大都是圣彼得堡的夜景，它们让我想到了我在上海的朋友，那个最爱深夜骑自行车、在法国城街道上乱逛的男子，他们是这样相似地怜爱晚上的老城，还有那些远比他们年长的房子。上海隆冬的深夜，常常有雾气在黑色的梧桐枝上徘徊，无风，潮湿，路灯被雾气放大，黄黄的，蒲公英花似的一大团。经过了许多失修的老房子，英式的扁烟囱，歌特式的尖顶，梧桐树干上那斑驳的颜色让人想到法国的那些印象派画，旧自行车单调的声音里，它们慢慢退去，像那个曾经是新的时代。而在春天里，旱芙蓉树下常常落满了淡紫色的花朵，遗香缭绕，远远的都能听到高处有花落到街面上的轻响。街道在静默之中好像就要开口叹息。他们在那样的晚上怀着感伤，就像追忆少年时代就失去联系的一个女孩子。
在德国准备去俄罗斯的时候，去过圣彼得堡旅行的朋友也曾赞叹它的美，他说在那城市能看到一个老欧洲，那是在德国已经消失于十全十美的修复中的老欧洲。可这细心而敏感的人也不曾提到它那忧凄的浪漫，我想他是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也许只有生活在有过西方背景的红色国家都市里的人，能够体会到那种凋败局促之中忧凄的美。
我这才发现原来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也弥漫着那样一种阴郁的情调。它使我觉得圣彼得堡是我熟悉和亲切的，在涅瓦大街的新彼得教堂旧址，我上了楼，突然看到那革命前著名的大教堂，现在成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没有水的大池子贴着教堂四周的墙壁，可那些窄长的东正教堂的窗子，仍旧圣洁地站在墙上，彩色玻璃还像天堂的裂缝一样长长地把影子拖到池底，那里有一只蓝色的拖鞋，很凄凉地留在那里。那时我想起来，上海近着淮海路的东正教圣母大堂，从前是在上海的俄侨造的，现在成了一家证券交易所大厅。教堂的昏暗本来是为了显现烛光里白色花朵后的圣母面容，东正教的圣母像常常是画在长长的木板上，有着黑色的微微倾斜的大眼睛。现在那昏暗正好使红绿两色的股票指数更加显眼。蓝色的拱顶高高地弓着，本来是为了让唱诗班的歌声能高高地升上去，再柔和地撒下来，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圣音。现在人们面对浮动指数发出的声音从上面撒下来，也是空旷和飘渺的声音。
华美老城那面目全非里的那一种无望的温和的咯然若失，是圣彼得堡的，也是上海的，夜雾似的隐显在红色国家的旧都市里。
我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带着人到了似曾相识的地方的那种好奇。许多在中国人中间流传的危险谣言，并没有真正吓住我，就像当初决定转道俄罗斯回上海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发生枪战、全国戒严的时候。德国报纸的头条刊载着大幅照片，有人死在流血的大街上。看着那张报纸我也没有真正害怕。在慕尼黑圣母广场啤酒花园的桌子上谈到要去流血的地方做旅游者，是不可思议的。但对我来说，是回家。
我去看了一些博物馆，就像所有的旅游者都要做的那样。在那里大多数博物馆像上海一样，对本地人和外国人是不同的票价，我第一次体会在看同样的东西却付不同的钱时，一个外国人心里小小的不平。我对那小窗口说：〃这是不公平的。〃
里面的人没有表情：〃不说英语。〃
这时有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帮我买了本地人的票。然后对我说：〃不要争辩。〃她的眼睛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是淡淡的褐色，像黎明时的星星。然后我和她在一起通过检票口，顺利地走了进去。
她说了一口好英语，我吃惊地望着她，问她是从哪里学的，她说就在圣彼得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有去过外国。她说圣彼得堡不像莫斯科，有许多人喜欢学英文，大多数年轻人会说英语。
她站在那里，微微扬着下巴，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古典的帽子，像画里的圣彼得堡贵妇，还有绿色的紧身大衣、胸针、精巧的靴子和手袋，她说着一口好英语。
我以为自己遇见了圣彼得堡的老贵族，就像在湖南路上可以遇到大资本家的小姐，在红宝石的咖啡小桌子前可以看到头发如雪的二十年代绅士。从前的上海在他们的嘴边活着，像一个传奇。然而她大声笑起来，她提醒了我，我才意识到圣彼得堡是曾经有许多贵族，可那是七十三年以前的事，而在上海是五十年以前的事，遗少尚存。而她，不是贵族，甚至也不是贵族的后代，在圣彼得堡有贵族的时代，她的祖上在涅瓦大街上开过一个小店铺，卖皮草。她是平民的后代，在繁华过后的大街上长大。
可她还是与众不同，手袋优雅地挽在手上，还有脸上礼貌的神情。我在莫斯科的房东是出名的美丽女作家，她用作家代表团在德国访问时带回来的科隆香水，吃在莫斯科传销的美国减肥药，可走起路来将身上的长大衣雄赳赳地鼓出一阵风来，是红军女军官的本色。而她，像是泊来的。
他说帽子是在涅瓦大街的百货店里买到的，她常常到商店里去逛，常常可以在一个让人不注意的小角落里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奇遇。帽子上的羽毛自己配上。然后自己买了布料做大衣，因为不可能再买到和它相配的大衣。手袋是从一家小店里找到，然后自己改造过的，靴子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鞋厂里，找到相熟的厂长，按照外国画报上的式样，便宜定做来的，几个朋友，一人一双。
是的，就像七十年代中以后，在淮海路上散步的上海女子一样，是自制的时髦版本，从想象到品味都相似：有一点古典的花哨，紧紧的收腰，拖地的长裙，领口许多蕾丝，金饰衬托白到透明的皮肤，那是过去一个繁华都市在被简朴为荣的新时代淹没以前的时尚，也是她们如今心仪的时尚。但她们所做的不过分，因陋就简的衣服与世道不可能太精致。聪明的女子将它的式样简单化，生活化，是为了掩盖局促。预防真的捉襟见时。她们苦心经营自己衣裳的过程也相似：面对粗糙商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双锻炼出来的巧手，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还有对私人喜好的珍重。她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