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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来隆胸，我看到过一次。两个通明的泵吸在胸前，像两团在洗衣机甩干的毛巾。
上了面膜的女人们，脸上厚厚地糊着白色石膏，里面透出海藻青黄色的底子，像西班牙满街卖的舞会面具。
女人们在这个时代真的不甘一天天地老去，一天天的不美。女人的身体像一个新产品一样被制造着。
小店里只有一把理发椅子，脸上洗完了以后，就坐上去整理头发。坐在吹风机的热风和它的轰鸣里，头是昏昏的，人是舒舒服服地望着墙上的画，椅前的画，画的是一间夜里的房间，亮着一盏并不明亮的黄色的灯，一些穿蓝色大翻领短上衣的人在房间里相拥起舞，灯上还罩着报纸。
它让我想起了上海的七十年代，那禁锢的、真挚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时光。这理想主义，指的是上海式的，缅怀着富裕日子的情调，现在的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梦里都想着怎样发财，那种禁锢中的浪漫当然也是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它们才可以出现在画上。每次我去，都特地看一看它。后来，挂着它的地方换了别的画，说是那幅画被人买去了，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上海人。
想必也是那个时代跳家庭舞会的人吧。一个时代过去了，方才显示出它的气息，像吃光了鱼肉以后，才显出它的白色骨头。吹风机在头上嗡嗡地暖和地响着，不知十年以后，会不会有人画一个在柔和灯光下躺在美容椅上的上海女人，她脸上就是涂满了青瓜乳液，也不能盖住里面的向往和心计。
回家过年
我在街上走，突然被人撞了一下。一看，是个黑红脸膛的乡下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撞了我，他只是一往无前地往前走，肩上背着一个真正的扁担，扁担上顺着一领真正的草席。挑着的，一头是红花面子的棉被，真正大红的花，大绿的叶，热闹而肮脏地在扁担挑子的一头晃。一头是个七鼓八翘的蛇皮袋。他一往无前地扑到联谊大厦对面的马路上，顺着他看过去，披着金黄授带、穿着像傅仪登满洲国基时候的衣服的保安先生旁边，七个包、八个蛇皮袋的，集中了一群乡下人。
他们的头发灰灰的，像秋草一样扎在那里。那头发上，应该是给某一个新的自选商场，或者是给夜总会做装修时落下来的尘土，他做工，没有那种黄灿灿的安全帽。想起来，这些年，上海经济起飞，到处拆房子，到处建房子，最苦的活，热天在太阳里，冷天在大风大雨里，都是他们干下来的，而这样苦的事情，本地青年是没有人要做的。
站在他们旁边、面黄下巴尖的保安先生，带着一脸被侵犯了空间又被衬托出了城里人白净安逸的，非常上海人式样的戒备与不屑，在他们的身边踱来踱去，像一只非常高傲的、淋湿了的黄毛瘦公鸡。
乡下人在那楼下集合了，往火车站去。原来是要过年了呢，他们拿了从这里挣回去的钱，回家过年去，回家做人去。
我站住了脚，看着，想起来，从前坐公共汽车，一挤了，就听到有人在骂，都是外地人多了，挤得本地人倒上不去街，真正叫，烧香赶出了和尚。
从前我家一连丢了两架自行车，告诉谁，谁都说是乡下人偷的，他们偷到了，在城里骑骑多方便，临回家了，就去卖掉，连警察都知道，在全市的自行车大检查时，梧桐树下站着火眼金睛的警察，一看有乡下人骑没有车锁的车，或者是衣服不光鲜的人骑了捷安特，马上拦下来，里面十个有八个，是拿不出执照的，这样的车，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到一个地方，让丢了车的上海人去领。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千里迢迢，从日本打过来的，是到日本打工挣钱去的朋友，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玩的。她是我们里面最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去，吃瓜子，看电视，在被窝里把热水袋踢得哗哗地响。前两年，她居然咬紧了大牙，去了日本，她说要在这两年里挣足了养老的钱，回上海来一辈子不用上班。
电话里，她说要回家来，新年就要到了，回上海来做一个月人。
又一天，接到一封信，万里迢迢地从美国来，也是个朋友，也说今年要回家来过年，过年时海关忙，她会偷带一个美国蛋糕给我，让我年关那天跟着她家里的人一起去接飞机。
日本的朋友，在酒馆里打工，美国的朋友，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那样的工好找，因为当地人不爱做。
再一天，在家里拆贺年卡，早早寄卡来的，倒都是平时一个城里住着，却一年也见不得一面的朋友，那卡从信封里一探头，猛然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么样人，是个朋友。她在卡边上匆匆地写了几句，那字，是洋买办常用的因为不耐烦写中国字而狂草的字，说：〃老板回家Ｘ'mas，有空到你这里chat。〃她本来好好坐在机关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后来说要赶上潮流，跳槽去做洋老板的助理，后来又做Sales。在商城上班，天天把鞋跟在大堂里敲得落珠般的响，是上海新一代的白领呢，现在叫麦琪王。她的老板是哪一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洋人回家了，朋友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中国人。
在街上看到一队泥浆滚滚的木头独轮车队昂昂然，在大片红色的出租车队列里过马路，木头轮子吱吱呀呀的声音，奇奇怪怪地在都市急功近利的声音里响。被迫停下来的车子里，人们禁不住乐。而推独轮车的人不笑，他们满脸释然地，推着红花的棉被和商厦大甩卖时买来的短大衣啦，羊毛衫啦，和夏季的裙裤，那是给家里的人带的新年礼物。
年关的时候，果然到机场去接了从西雅图飞过来的那一班机。候机大厅里满地上都是外面踩进来的泥脚印子。出闸的人推着大堆的箱子，伸长了脖子乱找，外面的人都在拼命招手，摇花了里面人的眼。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美国蛋糕，被她公然套在一个饼店的袋袋里。她随身带了五口大箱子，里面全是这些年在美国圣诞大减价时买来的美国衣服，回来送亲友。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大家都是这样。
姜先生家的感恩节大餐
今年感恩节的早上，在昨天黄昏的一阵雪以后，变得很冷。冰似的阳光，在蓝天上像刀一样直切下来，冰凉的大风吹得头上的帽子在地上滚。
姜先生家的窗子前，是一些大树，落了枝的大树，在雪后的大太阳里摇啊摇，开足了暖气的屋子里，满地都是碎碎的阳光。他的家住在一栋殖民式的楼里，走廊里，都是油炸的香气，像是鸡皮上的油在吱吱地响。还有印度人家的煮咖哩气味，犹太人家煮化的糖的气味，到底是一个大节日，家家都做东西吃。楼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汽车，那是大家都回自己老家来团圆。就像中国人在老家过春节，除夕夜，从厨房的窗子里望出去，院子里也是停满了自行车。
姜先生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的是从小弟那里借来的芭蕾舞《白毛女》，多少年前录的老带子了，小弟夏天回大陆时从上海舞蹈学校的资料库里借来的，带到了美国，在这里的朋友都来借。轮到姜先生，已是遍地火鸡广告的时候了。姜先生的生意，在这时是最忙的，只在每天的睡前看一小段。从高保真的机器里放出来。那是地主和贫农的故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世，那音乐，没有可爱可言，只是它们仍旧声声入耳，像闭着眼睛就能上老家那堆满了杂物的暗楼梯一样。跟着那些画面出现的，是老家的又小又暗的老式的电影院，在上海的长满了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是到了美国以后，姜先生才发现，那是三十年代的美国式样，在那里，那个多愁善感、发誓要成为艺术家的男孩，看了十多遍《白毛女》。
他大声对在厨房的姜太太说：〃那时候怎么会听得进这种音乐，真正作孽。〃
〃那你现在不是还专门借来看。〃大太说。
〃人就是这样子的贱。〃他说。
节前他为Gap的春装拍广告，片子出来了，他做了样子，靠在电视柜子上不时地看一看。这一季的时尚，短到了肚脐上面，那么酷。
〃想想看，我们就因为在大陆长大，就永远都没有穿过，也再穿不上这种衣服了。〃一看到照片，他就忍不住这么说。
〃好了啦，你说了有五十次了，要么你也穿，要么你想也不要想，不要弄得像抒情诗人一样，〃每次太太都这样说。
每次拍完广告，他都可以挑一件衣服留下，他总是挑最贵的，到现在，在他的衣柜里，有四件羊绒大衣，够他穿一辈子，每次他还是拿大衣，因为大衣最贵。
电话响了。
是小弟，小弟不是姜先生的兄弟，而是一个朋友的小名，在纽约五大道的公司里做事，家住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
他打电话来，报告他到坚尼街去买好火锅料了，说：
〃曼哈顿的大街上，连鬼都不见，我天天过，今天，一个人没有的时候，突然，你知道怎么的，我不认识路了，看到一只大白鸟，我猜是从哈德逊河上飞过来的，在五大道上走。我都傻了。〃
姜先生扬声对在厨房里忙的太太说：〃小弟都买好了。〃太太说：〃今年不去巴结老板了？〃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小弟刚跳到另一家公司，老板请他到家里吃大菜，他咬着牙把自己盆子里的东西吞下去，堆着笑，去称赞老板娘的好手艺。那时候，他的家眷还在中部没有过来，从老板家出来，他直接到姜先生家来了，姜先生家，每年一次的火锅大餐，是朋友里的固定节目。一年不见的人，到姜先生家来，就碰上了。桌上，他吃得满头汗了，说：〃靠木头一样的火鸡来纪念美国养育了新移民，就是吃忆苦饭的意思啊，〃当时举座大笑。
姜先生对着电话说：〃西西说，你今年不去巴结老板了？〃
小弟说：〃人活到了四十多了，今年要巴结自己的肚子。〃
姜先生放下电话，对太太说，一定是小弟今年做得不错，用不到巴结了。
姜先生接着看《白毛女》，看到地主向借钱的农民逼债，他突然想，向别人要还自己的钱，这有什么不对呢？
他拿着遥控器，一到他喜欢的地方，就放了慢镜头来看。在他小时候，他差一点就被歌舞剧院挑上，去跳舞。如果去了，也是跳《白毛女》。
太太叫他去做他拿手的素什锦，他一直等到看完了有倒踢紫金冠的那一段，一面说着演员的基本功不行，一面站起来，和着音乐，他也将腿长长地向后踢去，一不小心踢到了沙发脚上，疼得一只脚站在地上跳。
太太依在餐室的门边，恨恨地笑着说：〃痛得好。〃
姜先生说：〃我痛死了，你就真的是举目无亲了呢，哦，你去嫁你那有洋骚臭的老板。〃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太太回来说给姜先生，是有一点点女人炫耀的夫妻间的玩笑。洋人看东方女人，常常像是在看精致的木偶，太太为了姜先生，骄傲地拒绝了，可是心里到底有一点不甘，说出来，让人知道自己对一次奇遇的牺牲。
太太尖叫一声扑过来，拧姜先生的耳朵。
他们是小学时候的同桌，小时候，她的记忆里姜先生有一对粉红色的、又大又软的耳朵，她就老想去拧他的耳朵。
楼下有人咚咚地敲敲天花板，那是楼下的犹大人在骂他们动静太响了。
姜先生望着地板说：〃敲什么敲，明年我把楼下也买下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