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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的第五代导演都喜欢拍过去的时代，对他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进行回顾和反思。
他们还喜欢拍偏远落后地区的电影，认为在苦难中才能展现人性。
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在城市里有吃有喝的人拍起来有什么意思，没有看点，只有那些在贫苦中挣扎求生的人才能让观众有所感触。
他们认为这就是艺术，艺术就应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这时候第五代导演的镜头总是避开繁华的都市，避开华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专注于描述苦难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这样的电影受到了西方电影节的认可，第五代导演屡屡拿到国际大奖。
在华国国内，存在着批判的声音，认为这是用华国的阴暗面来迎合西方社会的猎奇心理。
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有人认为是艺术，有人认为是糟粕，不过这类电影的确对外国的观众产生了误导。
《京城的风很大》表现的是京城街头的景象，没有专门拍一些像故宫那样的旅游景点，也没有故意找社会上的阴暗面，采访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市民。
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国外的电影人看到这个片子，觉得和正在戛纳广受好评的《活着》不同，这不同于华国以往的影片，是华国新时代的电影。
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团队则被称为华国电影的新生力量。
京城电影学院，贾章柯和同学从洗印厂看电影回来。
提起洗印厂，一般是指位于北太平庄的京城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这个厂子专门拍摄科学教育影片，在洗印厂的礼堂内时常会放映一些没有公映的电影。
比如张亿谋的《活着》，邀请作家和圈内人观看的那一场就是在洗印厂放映。
这时候，电影学院还没有大型的放映厅，学生们看电影大多都是去洗印厂的礼堂。
这属于厂子里的内部放映，对电影学院的学生免费，虽然也收票，不过这些票都是赠送的，想要拿到票并不难，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数。
这一晚，贾章柯和同学照例去洗印厂观摩电影，看了两部最新的国产片。
从洗印厂步行返回电影学院的途中，大家都很沉默，这两部片子让他们太失望了。
拍摄手法落后，情节假大空，毫无新意，一点都不真实。
“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你们看看现在的华国电影，都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人说好，都是自己骗自己。”黑暗中，贾章柯略微激动的说道。
“好是好，可咱们怎么拍？”有人为难道。
和贾章柯一起的都是文学系的学生，文学系原本叫做编剧系，分为影视剧本创作和电影史论两个专业，贾章柯学的是电影史论。
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国内外的电影理论，属于纸上谈兵。
拍电影都是导演系和摄影系的活，和文学系不沾边，顶多就是写写剧本什么的。
更何况，这几个人在电影圈没有关系，家里也不富裕，甚至吃饭都成问题，怎么拍电影。
想想确实苦闷，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
于是，他们买了几瓶啤酒，坐在电影学院宿舍楼的消防楼梯口喝酒聊天，发牢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表达一下愤懑的心情。
喝完酒，摔了酒瓶子，发泄够了，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他们缓过神来，聚在一起，觉得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他们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这个小组目前只有三个人。
事实上，就是三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觉得国产电影不好看，想自己拍电影，喝了酒吹了牛之后面子上挂不住，就弄了个小团体出来。
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想好要拍什么，更没有拍片子的经验。
凭着的只有一腔热情，想要拍出好电影，拍出真实的电影。
在京城电影学院，有抱团儿的说法。
这是指在学校学习期间有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的组织成的小团体，一起合作做事。
拍电影需要团队合作，管理系做制片人，导演系的做导演，摄影系的承包摄影和灯光，文学系写剧本让表演系的来演。
所以说，这种抱团的小团体很常见，贾章柯他们成立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只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团体可能存在很多年，毕业后大家也一起合作下去。
也可能出现分歧，中途就解散掉了。
实验小组成立后，三人就商量着怎么才能拍电影，总不能说说就完了吧。
“老贾，你不是和导演系的那个红围脖女孩熟么？听说她在圈子里有关系，郑教授很看好她。”小组里的顾争说道，“咱们都没学过怎么拍片子，拉个导演系的过来正合适。”
“这不太好吧，人家不一定能看上咱们。”贾章柯犹豫道。
他有点不好意思，林晓玲是导演系的红人，想要和她抱团组成小团体的肯定不少。
“不问问怎么知道，老贾你是不是怯了？这可不像你啊，一定有问题。”另一名叫做王洪伟的青年开玩笑道。
“别闹了，我问还不成么？”贾章柯无奈道。
贾章柯和林晓玲一直都有联系，上次好梦公司办开业仪式他还过去帮忙了，大家的关系还算不错，他到导演系找林晓玲说了一下。
林晓玲觉得挺有意思，她和贾章柯熟悉，就答应加入了这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整个过程很平常，没有任何的传奇性。
就像是几年前的冬天，林子轩、葛尤和冯晓刚第一次见面，也是喝酒，发牢骚。
那时的他们一个是少儿栏目的播音员，一个是跑龙套的演员，一个是剧组的小美工。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当初看着平淡无奇，多年后就会成为传奇。
………………………………
第二百一十九章 获奖
《活着》在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葛尤以精湛的表演进入了记者们的视野，有法国记者对葛尤进行了一场采访。
国外的影人对这位来自华国的男演员并不熟悉。
葛尤在电影里塑造的人物表现的苦涩困窘，对生活的变迁带着一种无奈的从容和豁达。
他现实中却给人感觉幽默风趣，戏里戏外存在着不小的反差。
葛尤不像有些演员在接受采访时尽量遮掩自己的短处，只说光鲜亮丽的一面，他比较实在，记者问什么就说什么，他觉得事无不可对人言。
当然，涉及隐私的地方他不会说，太过敏感的话题他也不会说，他就说自个的事儿。
一些外国记者为了博取话题，会引诱华国的演员说一些针对华国的言论。
葛尤的实在让一旁来自香江的翻译有点愕然，不知道该不该如实翻译。
比如，记者询问了葛尤的演艺经历。
葛尤在进入演艺圈跑龙套之前在公社里负责喂猪，后来考文工团，面试的时候他表演的小品就叫《喂猪》，主考官觉得葛尤表演的很好，有生活气息。
就这样他进入了演艺圈，跑了十年龙套。
这位翻译对葛尤所有了解，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葛尤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华国著名演员，母亲是电影文学编辑。
这么一说，葛尤的形象在法国记者眼中瞬间就提升了无数档次。
养猪什么的肯定是体验生活，这对于演员来说非常正常。
除了葛尤，国外的电影人对《活着》的原著小说同样产生了兴趣。
在影片放映的时候，片头会出现一行字“根据林子轩小说《活着》改编”，下面还有补充“原载《百花》杂志92年第四期”。
不少外国人看到这句话，就向《活着》的投资商打听小说的出版状况。
在得知《活着》还没有外文版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惊讶，觉得这么优秀的小说应该翻译引介到西方来，让西方读者看到。
张亿谋的电影无形中给《活着》这部小说带来了国际上的关注度。
有位叫做让路易的法国投资商准备到华国和张亿谋讨论新片的筹备事宜，他想在京城见一见《活着》的原著作者，希望有人引荐。
这就是张亿谋的影响力，就算是呆在家里也会有国外的投资商找上门来投资。
纷纷扰扰过后，戛纳电影节接近尾声，最后两天是颁奖时间。
葛尤找人打听过，“一种关注”这种电影节的附属单元会提前一天颁奖，他虽然觉得那部纪录片的希望不大，不过还是到了颁奖现场。
这个单元针对的影片都是较为小众的作品，或者是前卫的实验电影。
拍摄这类电影的大多是刚入行的新手导演，这是他们的第一部片子，这些人有想法，不随大流，彰显个性，关注的也都是边缘题材。
比如同性恋、多角的感情纠葛、暴力、边缘人物的生存状况等等。
小众意味着非主流，这就是一种关注这个单元参赛影片的特色。
颁奖典礼在戛纳电影宫的德西彪大厅举行，有不少的媒体记者，在座的大多是年轻人，在颁奖的过程中还有人起哄吹口哨。
大家比较放松，没什么紧张感。
葛尤有点不习惯，觉得和国内正襟危坐的颁奖典礼差别太大，这次出国算是见识了国外的文艺工作者放荡不羁的一面。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看到前面的一块屏幕上出现了京城的画面。
这个画面他太熟悉了，不由得精神一振。
屏幕上播放了《京城的风很大》的片段，林晓玲在古老的京城里奔跑着，像是在追逐着什么，也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让观众感觉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正在快速的改变着，奔跑着，追赶着。
此时，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委宣布了结果，纪录片《京城的风很大》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这个单元的大奖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也算不错。
跟着葛尤一起过来的翻译挺兴奋，这翻译是香江人，普通话不太标准，他推了推了葛尤，示意葛尤上去领奖。
这无疑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他们明天在主竞赛单元也会有所收获。
香江人相信这个，这就叫鸿运当头。
领了奖回去，《活着》的投资商很高兴，怎么说这也是华人的荣誉，他们希望葛尤明天再拿一个奖，这样《活着》的海外版权会卖得更好。
葛尤笑了笑，没言语，他当然想拿奖，不过心里没把握。
第二天，他穿着西装，打着领结，和穿着旗袍的巩莉一起参加主竞赛单元的颁奖礼。
他心态还好，不急不躁，觉得总算是要完事了，回去还要拍电影呢。
颁奖礼他又听不懂，别人鼓掌他就跟着鼓掌，只要不出错就行，思想上其实在开小差。
所以，当台上的主持人宣布最佳男主角的时候，葛尤没反应过来，主要是法语的发音比较怪，他没听出来是自己的名字。
身旁的巩莉向他祝贺，投资商想要拥抱他，葛尤这才意识到自己获奖了。
早知道就准备获奖感言了，他脑海里冒出这个念头。
葛尤晕晕乎乎的上台，想着反正老外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胡乱感谢了一通。
就这样，他成了戛纳电影节上的首位华人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