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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精神压力一度大的怀疑自身的程度。但他都坚持了下来。
说句可笑的话。这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无论自身变得怎样，是不是晚年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是个恶魔。但现在这些事，都是必须做的。
他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为了完成手中之事，完成自己的梦想，他只能融入这个世界，习惯这个世界的规则。
哪怕会变成原本自己所唾弃的人。
到最后，抄的家太多、杀的人太多，余柏林渐渐麻木。
余柏林的改变，刘溥和曾毓看在眼里。
比起余柏林从现代带回来的三观，刘溥和曾毓就要习惯的快许多。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习惯了这种处理罪人的方式。
但即使习惯，在第一次看着那些懵懂的人因为家人的罪行，而无辜受罪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心里难受。
特别是刘溥，他刚当上金刀卫的时候，也是十分不习惯。
但这时候，任何人的宽慰都是没用的。需要自己走出来。
余柏林走了出来，他完成了蜕变。
这时候，他或许已经不是原本的自己了。
他不再是个现代的穿越者，而是晖朝六元及第的状元郎，正四品佥都御史，从二品的布政使，皇帝陛下的心腹大臣。
一个晖朝官场的官员。
之后，余柏林又做了一件，进一步击碎了他三观和底线的事。
他为了稳定民心，写下了许多诗词文章，痛斥这些“卖国贼”。
在他的诗词中，有边疆将士的浴血奋战，以及他们的食不果腹；有边疆黎民的坚韧不拔，以及他们被剥削的惨状；有边疆望族的纸醉金迷，以及飞扬跋扈。
这是余柏林在穿越之后，在晖朝第一次写这么多即兴的诗篇。
在后世文学界，此次北疆之行是余柏林文学作品的井喷期，这其中涌出许多真情实感的佳作，不乏流传千古的名篇。
这些诗作也随着读书人口口相传，很快传进京城，传遍大晖。当对北疆一无所知的人吟诵余柏林的诗篇时，脑海中会不由浮现出余柏林诗作中描写的景象，被其中充沛的感情感染，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这些人随着余柏林的诗篇的流传千古，被永久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能翻身。
原本朝中还有人想借此发难，当余柏林的诗篇文章传遍京城的时候，当所有读书人都义愤填膺的支持余柏林的时候，所有官员不得不偃旗息鼓。
他们也感于余柏林的诗作中传出来的感情，对余柏林所经历的事感同身受。连利益被触及者，也不得不叹息一声。
余柏林这一番大量的创作，奠定了他在历史中被神化的爱国精神化身的身份。
但他自己对于自己这种功利性的行为，是十分厌恶的。
他所写的诗作的情感是真实的，但是他的出发点确实充满着算计的。
他知道口碑对于文人的重要性。有口碑在那，只要皇帝陛下还支持的前提下，朝中大臣就拿他无可奈何。
对于文人而言，口碑，就是手中的一杆笔。
余柏林在穿越前，作为国学家的时候，他对这种为了某种政治或者经济上的目的，而进行创作的事是持反对态度。
或许是他当时地位已经够高，国家也已经发展的够好，足以支撑文学的纯粹性。
但现在他将自己灵魂热爱的东西，当做了工具。
这对于一个文人而言，是十分难受的事。
但文人们却不得不把自己的才学当做工具。除了才学，他们也一无所有了。
以前余柏林笑话，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大学者，他们创作中最多的，永远是给达官贵人的歌颂诗歌。
到了现在，他也半斤八两了。
曾毓对余柏林此番应对很是赞同，他也和余柏林一样，创作了不少诗篇。
但他对余柏林此后情绪压抑表示了不认同。
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就是要有一定目的性，才会有灵魂。所谓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本身就没有灵魂。
文学作品是人创作的，人怎么能不食人间烟火？
无论是隐世，还是入世，人所创作的作品，总是抒发自己的情感，从某种含义上来说，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文人手中的工具，是他们为了抒发情感达到目的的工具。
所以只要是真情实感，那就没有什么好怀疑自身的。
看那诗作是不是真情实感，论质量就知道了。
余柏林的诗作既然能瞬间传遍大晖，成为众人口口相传的佳作，就说明余柏林的创作是成功的。他注入其中的情感是真实的，他书写的文字是发自内心的。
只要不违背本心，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什么可耻的。
或许会被人诟病其目的性，但对于自身而言，这就是自己真实的诉求，不需怀疑自身。
无论身后是褒是贬，于我何干？
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既然我已经选择，那就不要再为身后那些虚名而惶惶不可终日。
曾毓送了一副牡丹图给余柏林，上面题诗道“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余柏林看着那一副牡丹图，闭门沉思许久。
曾毓以牡丹比喻余柏林心中坚持。牡丹被人誉为天香国色，以喻余柏林心中对文学不沾染尘埃的坚持。
但这种坚持再好看，再高洁，与人与国又有何用？只不过说起来让人夸赞一声而已。
枣花虽小，桑叶虽柔，但它们能结出果实果腹，能让桑蚕吐丝制衣御寒。我等读书人，十年寒窗，不就是为了君王、为了黎民？
文人手中的笔，本来就是为了自己“平天下”的目的而磨砺。
余柏林对牡丹图和题诗观想许久，终于茅塞顿开，走出迷障。
是他想岔了。
先别提穿越前后社会背景不同，就算是后世，文人手中的笔，又何止是消遣？
不过是后世多用白话文，其用来抒发自己目的的文章也是白话文罢了。国学那时候是国之瑰宝，是技艺，是修养，是艺术品。所以才会超脱世俗之上。
而现在，诗词歌赋，都是世人惯用抒发感情的手段而已，并没有后世赋予的诸多意义。
就像是后世放在博物馆中严加看守的国之珍宝，在现在，不过是随处可见的官窑花瓶，对于富贵人家，也就是插花摆设这一种用途而已。
余柏林想通之后，以“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一句诗回赠。
曾毓见后，拈须微笑。
此番互赠，也在后世传为佳话。
余柏林在打开心中桎梏后，行事更加雷厉风行。
布政使权力很大，有任命手下文吏的权力。
余柏林张榜求贤，一点不顾及别人关于他滥权的闲言闲语，开卷取吏。
边疆也有许多能人异士，一些屡考不中但本身具有一定才华之人。余柏林和曾毓经过精挑细选，再加上原本留下的下属，以及自己带来的人，重新选拔出文吏队伍，很快衙门就顺利过渡，开始了正常运转。
边疆大部分权力其实都掌握在驻军手中，所以即使望族嚣张，驻军将领也懒得多花心思。反正只要大局面不出问题就成。
他们想的是打胜仗，拒敌寇。其余之事，都不放在心上。
但余柏林要在边疆大力推行新作物，还要制作新武器，这些拖后腿的人，绝对不能留。
有封蔚和边疆勋贵的支持，再加上金刀卫以及曾毓的协助，余柏林终于将局面稳定，大权在握，并且顺便奠定了自己不好惹的名声。
现在州府中谁都知道，新来的布政使大人，人不可貌相，不但行事雷厉风行，不留情面，手上笔杆子也非常犀利，论舆论，也绝对玩不过他。
而且他身后还有金刀卫虎视眈眈。
和金刀卫“勾结”的文臣不好惹，和手握军权的王爷住一起的文臣更不好惹。
这些望族胆敢私吞屯田，违背政令，明摆着边疆不少将领勋贵也得了其好处，为其遮掩。
但封蔚掌握军权之后，这些人就哑了火。
封蔚也是个狠人，和余柏林类似，不服就是干，揍到你服为止。
别跟我说什么勋贵世家开国功臣，作为皇帝胞弟，封蔚身份足以让所有自诩劳苦功高的勋贵住口。
何况大部分勋贵都站在封蔚这边，特别是郑家和卫家这两家镇守边疆的老牌国公爷，简直恨不得为封蔚摇旗呐喊了。
他们早就看这群人不顺眼了。自家世世代代为了守卫边疆而艰苦奋斗，好不容易局势好些了，这群人就记着那些蝇头小利。
士兵都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是大败，你手上那些金银珠宝顶屁用啊？
还想回到文宗时期，边疆城镇时不时就被抢掠一番的惨痛过往吗？
原来边疆文臣武将之间一直有间隙。
这不仅仅是边疆，应该是整个文臣体系和武将体系中，就一直有竞争、有比较、有矛盾。
派到边疆的布政使，必是京城御史。这些御史，看不惯边疆将领的不修边幅、不识礼数；边疆将领，也看不惯京中御史的穷讲究，乱比划。
所以他们之间在平日都是相互有敌意。但是，他们在面对外敌时，大部分时候，都会统一对外。待边疆安稳之后，再互掐。
这也是皇帝平衡边疆权力的一种手段。
但余柏林不同。
封蔚更也不同。
封庭完全不担心封蔚在边疆是否大权独握，是否言行得到监督。他只关心封蔚在边疆过得好不好，顺不顺心。
所以他派去了余柏林。
封蔚和余柏林之间会有矛盾？即使有，也在一顿充满爱与和平的切磋之后，飞快解决。
两人向来一致对外，谁蹦跶摁死谁。
在文武头子都如此和谐，甚至住一起的前提下，文臣武将体系相处的分外融洽，往日见面就要冷嘲热讽一番的情形再未出现。
曾毓在余柏林的带动下，又有妹夫张珊鼎力协助，和武将相处的也不错。
曾毓其人，是真正君子。他心胸开阔，不拘外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自己严格遵从礼仪，却对别人的言行上的小错十分包容，让武将们与其相处，十分愉快。
曾毓若是佩服人，那么无论对方是武夫，甚至寻常走卒，都会以平等身份相待。
而武将也不是不识抬举的人。对方对他们如此尊重，他们自然也报以尊重。谁也不想每次找文臣办个事商议个事情，就闹得满肚子不愉快。
再来，余柏林和曾毓都是状元郎，是真正厉害的读书人，是众人口中的文曲星公。武将对于真正厉害的读书人，还是十分敬佩的。
当封蔚时不时的炫耀一番余柏林曾经给他画的画像，刘溥偶尔也提及旅途中向曾毓讨要的墨宝之后，那些将领就对余柏林和曾毓更亲密了。
交情到位了，墨宝有木有可能来一幅？
这多有面子啊。
咱武将也不是想一直被人说不通文墨不懂风雅，要是家中挂着状元郎的墨宝，那多有面子啊。如果能被状元郎作画题诗，那简直可以骄傲一辈子。
若是那诗作传世，自己岂不也是千古留名了？
只是封蔚把余柏林护得紧，张瑚也把自己大舅子护得紧，他们一直被上司和同僚拦在安全线之外，没办法进一步建立交情，实在是让人遗憾。
张瑚自然被同僚们“针对欺负”，即使是封蔚，老牌勋贵，比如镇国公之类，也能和其摆谈摆谈。
长此以往，两人也是叫苦不迭。
但即使再叫苦不迭，两人也“坚守底线”，绝不松口。
余柏林和曾毓在两人的保护下，还算清静。
只是两人私下交流时，对此感到十分可乐，常常忍俊不禁。
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