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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海商在海上时商时盗。但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售商品”。在杭州，“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甚至边卫官有投以红袍玉带者”。这种合作式或勾结式的走私贸易是海禁愈严，走私愈炽，获利愈多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浙江巡抚朱纨 是少数的通过严海禁来打击走私活动、海盗、西商和倭寇之人，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朱执命人攻破被葡萄牙人经营多年的双屿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发动了走马溪之战，使葡萄牙人在福建沿海遭受一次最重大的挫折。此后闽、浙一带多年末见葡人活动。同时，中国海商也受到沉重打击。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 其坚决打击海盗和走私的行为触犯了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富豪、大姓和官僚的利益，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动用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最终竟使朱纨被迫服毒自杀。
嘉靖二十六到二十八（1547～1549）年间，朱纨严厉执行海禁政策，且以武力取缔闽渐沿海的中、外民间走私贸易，危害地方豪门势族的利益，因而招来朝中的反对，也得不到沿海居民的支持，后他因遭受弹劾“专擅滥杀”而被免职，不久忧愤仰药自尽。
朱纨遭弹劾免职后，慷慨流涕曰：“……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他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 朱纨遭弹劾、被免职和自杀后的结果是：
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驰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
《明史》记：“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 明廷虽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恢复海禁，但无效果，盗乱却日益猖獗，终成倭寇之祸；东南沿海私商、海盗、倭寇内外勾结作乱，攻城掠邑、劫库纵囚、杀人焚舍、沿海海数千里告警，江、浙、闽、粤等东南各省被创达三十余年。 当时著名的海商如汪直、徐海等，都大量雇用日本浪人，以武装力量护航进行走私贸易，致使倭寇掠夺沿海地区。汪直等甚至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胡宗宪等用计谋才诱捕了徐海、汪直等。其后倭寇作乱东南沿海地区愈发严重。李木妙说：
（汪直）其最终目的乃在要胁官府，开港通市。王直自蹈海行商，为舶主称霸海上，到公开叛乱，实为由私商转变为海盗铤而走险的典型例子；其活动情形、转变经过，不仅为大多数海商蜕变为海盗的代表，亦可说是明嘉靖年间寇乱的基本原因所在。
为打击海盗，明朝政府还曾积极联合来东亚的西方人。例如门多萨曾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及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中国来联络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不过当他知道林凤及没有死也没有被俘，仅仅被围困，他向他们提出说，如果他们愿意再返回班斯兰攻打他，他愿意供给他们五百艘战船以及陆海惯战的人，如他们还要求，可以供给更多。……
将近半个世纪中，葡萄牙人在浙、闽、粤沿海与华商进行不公开的非法走私贸易，但一直受阻于明廷的海禁与执行海防的水师，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后入据澳门为止，此后澳门便迅速发展为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
海盗集团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损害，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介入来保护他们，而要此则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初年（1567）开关。
一直至嘉靖末年，倭患初步控制以后，朝臣鉴于海禁乃促成寇乱的徵结所在， 遂有开禁主张，如嘉靖卅五（1557）年兵部尚书赵文华曾发出“止禁通番大船”的驰禁先声，福建巡抚许孚远亦“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民”的呼吁。因而促成隆庆改远局部地开放海禁的原委，这可从国内、外发展局势，特别是国内政治、经济、地理、财政与金融等方面来考察。
此时商人利益阶层又通过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极低地步：明政府年市舶税（海关进出口税）仅四万两。贸易商人们借助官僚势力逃税漏税的现象非常严重。《泾林续记》曾记载，商人们从事海上贸易，“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 明政府在开放海禁之后，仍对民间海外贸易作出限制，如禁止同日本的贸易、将民间贸易船只仅集中于福建海澄的月港，等。但实际情况已不可能如官方政策所期望，厉行海禁之时与日本等国的走私贸易就已猖獗，开放海禁后各地则益显繁盛。
4。郑芝龙集团与料罗湾海战
郑芝龙（1604～1661年），福建南安石井人，原名一官，字飞黄，后改芝龙。18岁到澳门经商，为葡萄牙与荷兰人做过商务通事，在与葡人的接触中学会流利的葡萄牙语。他投靠泉州著名海商、其舅黄程，在远东水域从事贸易，劫掠商船，娶日本九州平户岛当地姑娘田川松，并受到德川幕府礼遇。后认识客居日本的大海商李旦、颜思齐，被李旦收为义子。李旦死后继承了其庞大的武装商船队。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接替成为海盗集团的首领。
天启六至七年（1626～1627年）郑芝龙等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崇禎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天启七年（1627年），一代名将抗倭英雄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但失败，几乎全军覆没。 明廷不得不改缴为抚，借郑芝龙的力量平定东南海盗。郑芝龙也想借助明廷的力量，消灭竞争对手，壮大自己的力量。福建巡抚熊文灿命戚继光旧部、曾被郑芝龙俘虏的卢毓英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防海游击”， 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郑芝龙集团在得到中国明朝官方的支持以后，以空前的速度壮大起来，不断吞并各大海盗集团和其它海上贸易集团。
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郑芝龙船队发动攻击。郑芝龙则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崇祯二年，郑芝龙集团消灭李魁奇海盗集团，同年六月消灭吞并杨六、杨七海盗集团，八月消灭褚彩老集团。崇祯三年消灭钟斌海盗集团。
郑氏海商集团的出现，是明末私人海上贸易发展的产物。它说明明末的私人海上贸易己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料罗湾海战于1633年爆发，战争的起因是荷兰方面为夺占中国对外贸易权，禁止西班牙与葡萄牙人介入与中国交易的同时，打击强势的中国海上贸易集团——郑芝龙集团，以获取更多贸易利润。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Putmans）率领8艘两队船舰与中国海盗刘香勾结，在7月12日偷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正在修整的水师30艘配备有16门、20门甚至36门的大炮的战船击沉或烧毁。 之后荷兰人封锁海面、掠夺船只。
7月26日，明廷指责荷人烧毁大明船只，要求荷兰人赔偿战争损失，并退回到不属中国的大员，贸易方面一定要协商签约。荷兰人自恃优势武力，认为独占中国市场指日可待，对明政府的协商感到不耐烦。后荷兰人岂图登陆，未能得逞。崇祯皇帝十分不满荷兰人在中国杀人放火、掠夺财富，下令派路振飞为巡按查办，九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惩荷。郑芝龙指挥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与政府水师组成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扩张者的舰队大规模地在海上遭遇。
两三个月内，郑芝龙对荷兰人连续发动两次庞大的反攻，出动包括50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和几万士兵，而荷兰人方面印民总部派遣了最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战舰。10月22日，郑芝龙不顾恶劣气候，率军自头围开船，天明时到金门料罗湾，湾内有荷战舰9只，贼船50余只。郑军决定以攻击荷舰为主。荷舰炮火猛烈，毛瑟枪密集射击，郑方则用购备的英国大炮还击，并分舰队2路包抄，登上敌舰。荷军除了四艘大划船沉没外，剩下五艘也受重创，戎克船全部着火沉没。在此次海战中，刘香海盗集团也被彻底消灭。
战后中国方面的明确要求是：
1。荷兰人到非中国属地的大员去，不可到中国沿海；
2。荷兰人需赔偿战争损失；
3。中国人载货到大员做贸易，亦即荷人无直接与中国贸易的权利。
料罗湾海战规模不亚于清代的鸦片战争，最终结局却与之迥然不同。福建巡抚的捷报中说：“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傩≈畚迨嘀唬鲈磷杂泻煲囊岳矗昙洌司俅次拧！闭庵终焦於酥Ｖチ诺脑抖Ｉ习灾鞯匚唬蛊浞⒄钩晌涤腥Ф嗨液Ｑ竺骋状坏呐哟蠛Ｉ厦骋准拧！『衫既烁谋涞卸缘奶炔⒂胨献鳎郧笤诩负跬耆伤⒍系拿骋字械玫揭恍┖么Α�1640年，明朝廷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郑氏集团更进一步地将政治军事力量用于发展海外贸易与拓殖。甚至运几万饥民到台湾垦荒。在同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而穿航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港口的商船，大多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帆船。
帕拉福克斯的《鞑靼征服中国史》记述：
这个海盗（指郑芝龙）烧毁了八艘他们（指荷兰人）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们最后被迫向郑芝龙纳税，每年三万埃库斯（相当于十至十二法郎）。因此，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荷兰人向郑芝龙，而不是向北京派遣使节，给他种种荣誉，向他贡献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贡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企图引起他自立为王的欲望。
历史学家樊树志说：
声名远扬的海上巨头郑芝龙（西人称为Nicolas Iq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