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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也体谅他们做父母官的难处，知道他们这个位子，也确实不好干。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一个大县，没有工业，财政困难，基本上寅吃卯粮，靠借款度日，有的时候，连县委机关都会拖欠工资。所以他们见了王一鸣，就像见到了财神爷，想通过他的影响力，给县里多弄点资金。对于他们的要求，王一鸣有时候也会力所能及，安排些资金，特意交代部里的有关部门，对老家这个县倾斜一下。几年下来，也为老家的县，弄了几百万的资金，虽然不多，但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所以他回到老家，说什么话，这些父母官们，还都买账。
第二天，王一鸣又在县城里呆了一个上午，抽空到弟弟二虎家看了看。二虎现在是县二中的校长了，副科级，官虽然不大，但管着几百老师，学校的学生，也有五六千了，在县城里，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王一鸣的弟弟，他哥王一鸣是个大官，说的话连市里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给面子，县长和县委书记，就更不用说了。他这个副科级，还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看在王一鸣为县里办了不少事情的份上，特意安排的。
原来二虎上班后，一直在县城的一个初中当老师，成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两口子都是教师，都在一个学校，日子虽然说不上好，但教师的待遇，在县城里还是有保障的，所以比别人还是过得挺好的。
等王一鸣的官越当越大，先是当了市长，在老家引起了轰动。后来又到了北京，做了副部长，回到省里，连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要给面子了，二虎在县城里，也成了知名人物。
有的局长什么的，要到北京办什么事情，都要千方百计，和二虎套近乎，让他给王一鸣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通融通融，找人的时候方便些。
二虎这个人，性子爽快，别人三句好话一说，就捺不住性子了，拍着胸脯为别人办事。有的时候，甚至亲自和别人一起，千里迢迢，坐上小汽车，到北京城里找王一鸣为别人办事情。当然自己也落点好处，吃点喝点，还可以分点好处费。
王一鸣对这个弟弟也是没办法。知道弟弟是个急性子、直脾气，你说得狠了吧，他生气；你不说他吧，他耳根软，容易为人驱使，不明不白地为别人跑腿办事，也给王一鸣平添了不少麻烦。
所以王一鸣对他也是讲究了技巧的，首先表扬了他的热心肠，为别人办事两肋插刀，这样的性子，在县城里混，肯定有不少朋友，人缘好。但今后要多长几个心眼，不要二两小酒一喝，就拍胸脯保证了，现在办什么事情都不容易，要花钱，找关系，就是不用这些，也欠人情，日后还得弥补。所以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就少交往些，少往自己身上揽事情，少给自己添麻烦。把自己的学先教好，以后有机会，向上走一走。
第六章（61）
二虎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自己的哥哥是批评自己多事，虽然马上弄个大红脸，但毕竟是自己的哥哥，不是外人，再说了，小时候哥哥没少修理自己，现在也已经习惯了，谁让他是你哥哥呢。所以饭吃得虽然不痛快，但从此以后，就长了个心眼，不再像原来那样，为了显示自己能力强，什么事情找到他，他都揽。
过了一段时间，王一鸣觉得自己的弟弟还是可以造就的，就在县委书记在北京出差、拜会自己的时候，在酒足饭饱之际，向县委书记作了交代，想让他关照一下自己的亲弟弟。
县委书记哪敢怠慢，回到县里，就给县教育局长打了招呼，让他提拔王二虎做了学校的副校长，以后又调到教育局，做了股长。两年之后，就提拔了副科级，到了县二中做了校长。
在县里，这个二中校长的位子是个肥缺，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大事，在农村的孩子，都想去县城里上学，二中虽然比不过一中，但也是重点中学，所以平常里到二虎家送礼的多了去了。大部分是安排孩子上学的，也有的是师范毕业生，想在二中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
这当个教师，在县城里算是很好的岗位了，工资有保障，住房好解决，特别是女孩子，当上了有编制的教师，连婆家都好找得多，长得再丑，都有人抢着要。因为你有个好工作。但是，要想得到这样的岗位，不找人，不送礼，在现在的社会，是办不成事情的。
因为二虎的特殊背景，他决定要的人，就是县教育局长，也得给这个面子，所以，找二虎办事的人很多很多。特别是逢年过节，二虎家里简直成了超市了。送烟的，送酒的，送猪肉羊肉牛肉的，一个春节下来，能拉上一车的东西。这些东西，收了又不算受贿，整个县城里都是这个风气，哪一个领导家里，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见怪不怪了，你不说我，我不说你。
吃不了，就自己办个超市卖掉，换成钱。所以这几年，二虎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除了工资以外，每年都有一大笔灰色收入。手里有钱了，二虎就在县城里买了地皮，盖了房子，楼上楼下，三百多个平方，围着一个大院子。这个条件，放在北京，就是别墅。
爹娘时不时地会到县城里住几天，享受享受儿子的别墅，吃点好东西，在这个问题上，王一鸣承认，二虎是孝顺的。为父母做的事情比自己多得多。
到二虎家里，王一鸣才知道弟弟这几年家里变化太大了。别的不说，光是院子里那喝过的空酒瓶，就可以看出他的消费档次。那些酒瓶，不是五粮液，就是茅台，少说也有几百个空瓶子，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假的，但这个消费水平，在县城里已经是生活在金字塔顶尖的人了。二虎抽的烟，最差的也是红塔山什么的，大中华也经常不断，一年下来，没有个十几万，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的。
王一鸣看弟弟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心里是喜忧参半。这个结果，是自己当初促成的，没有自己打招呼，他二虎不可能过到今天这个地步。而现在这个结果，确实充满了风险，万一哪一天，二虎犯了事，成了腐败分子，阶下囚，自己也是始作俑者，是自己害了弟弟，让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的。
但屋子里陪着的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王一鸣不便说什么，晚上他用手机专门和二虎通了电话。
王一鸣提醒自己的弟弟，说：“二虎，你现在不一样了，不是我当初艰苦朴素的弟弟了，你变得爱摆阔气了，连吃的喝的，都这么讲究了，你的工资没到这个水平，你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你，要是把持不住，早晚非出事不可。”
二虎说：“哥，没事，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们县城里，你不这样，人家都笑你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看我们县的书记和县长，哪一个干上三五年不是千万富翁，他们说白了，都是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福利。当官发财才正常，当官了不发财，谁也不会干。大家约定俗成，都是这个样子的，谁也不告谁。你看我们县，这么多年了，有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进监狱的吗？他们都是那样廉洁吗？谁不收礼啊！逢年过节，光礼金就可以收个几百万。全县哪一个乡镇、局委的一把手，不给他们送礼啊，除非你不想干了。多了三五万，少了也得一两万，几十家单位，一年下来，多少钱，你算算就清楚了。所以个个查起来，都是贪污犯。和他们比，我这根本算不上号。你放心吧，我就是吃点喝点，挥霍点，基本上没敢往腰包里装多少，够不着犯法的。”
王一鸣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劝你了，我也管不了你了，但我提醒你，不能忘本，咱是农村娃子出身，你占点小便宜就算了，大的贪污受贿可别干，到时候一旦出事了，谁也保不住你，你还得自己受罪，何苦呢！”
二虎说：“哥，我知道了，我会记住你的提醒的，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放下电话，王一鸣感慨万千，看来权力这个东西，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多么老实、诚恳的孩子，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仅仅几年，就蜕变成这个样子了，看来，社会风气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回到北京，王一鸣心里老是想起老家那些下岗职工的镜头，想起熊小强的生活。他为这个没人管没人问，在主流媒体上销声匿迹的庞大群体，担心、焦虑、自责，好像他们的下岗，是自己促成似的。
第六章（62）
确实，在出台的政策中，王一鸣所在的S部，也是主要部门之一。当时，全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在灌输一个观点，改革开放，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牺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的经济学家竟然鼓动说：“要牺牲一代工人阶级，没有3000万到5000万的工人下岗，就无法推进改革进程。”
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下岗职工，在为国家作了多年贡献之后，一夜之间，就被当成了垃圾，被扫地出门。他们成了这个国家里没人管没人问的群体，他们独自在社会上打拼，拖着自己的衰老的身躯，没有工资，没有保障，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得了病就只能死在街头或者家里，这样的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上亿人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凄惨的人群啊！曾经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我们竟然这样对待他们，向他们开刀。
改革改革，一个曾经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如今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多少人在改革的名义下，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男人靠出卖劳动力，女人靠出卖肉体，才挣得一口饭吃。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健康，才能够苟延残喘。不公平，简直是太不公平了。
什么改革，实际上都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一次改革中，有权的和有钱的，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本，堂而皇之地打着改革的名义，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像赵经天，一年的收入就是几百万，这还是合法的，非法的灰色收入，更是不知道有多少。这些还都不算，国家的钱，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还可以打着职务消费的名义用公款报销，要不说现在最大的款就是公款了。而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几万元。和这些高管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是抢劫，公然地利用权力抢劫，抢劫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公共财富，从而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中国的亿万富翁。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分化，普通劳动者又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官员和厂长经理们，则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
王一鸣扪心自省，觉得自己就是这场饕餮盛宴的参与者，得利者，自己的月薪过万，在北京虽然不算什么，但自己这样的高官，都有职务消费，是吃喝嫖赌都可以报销的人，你想花钱，为你埋单的人排起了长队。住的房子虽然不是别墅，但国家给的部长楼，也都是200个平方的，在北京，已经算是豪宅了。自己的家人，像弟弟二虎，从一个穷教师，到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官虽然不大，但位置关键，每天都有人去家里送礼，一年下来，灰色收入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也是落了好处的，总之，都属于既得利益者。
想来想去，王一鸣却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毕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些年，还没有完全消磨掉他的锐气，对弱势群体，他有着天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