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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霄）
元英宗硕德八剌
元英宗硕德八剌
（■Sidibala，1303～1323）元朝第九代皇帝。蒙古语称格坚皇帝（Gegehen qahan）。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延祐三年（1316），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仁宗死，即帝位。时仁宗母答己太后任过去被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权倾朝野。硕德八剌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立太祖功臣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十月，立拜住为右丞相，表示要“励精求治”、“一新机务”。此后数月，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王结、宋本、韩镛等人一时均得擢用；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这些措施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三年八月初，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五日，硕德八剌、拜住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儿闻讯后称帝，是为泰定帝。
参考书目
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北京，1983。
（邱树森）
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执政。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参考书目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漆侠）
元稹
元稹
（779～831） 唐中叶诗人。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裔。父宽，曾任比部郎中。稹八岁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学。十五岁明经及第，二十四岁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二十八岁时，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居第一，拜左拾遗。屡上疏议论时政，为宰相所憎，出为河南尉。后为监察御史。元和四年先后劾奏故东川节度使严砺等地方大吏的不法行为。宰相怒其不庇亲党，借故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徙通州司马，移虢州长史。穆宗即位后，以诗文为穆宗所知。他在《连昌宫词》里提出的“努力庙谋休用兵”的主张也深合穆宗之意，故很快由膳部员外郎转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长庆二年（822）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稹初居官，勇于谏诤，弹劾权贵无所规避。经过十年摧折困顿之后，急于求进，与宦官知枢密魏弘简相善，并陷入与李宗闵、裴度争权位的斗争中。不久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大和五年（831）卒于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在任地方官期间，他比较注意民生，在同州曾令百姓自报土地顷亩以均平赋税，在越州命属吏组织百姓修筑陂塘，春贮雨水，夏溉旱苗。
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所写乐府诗有组诗《乐府古题》十九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以及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等。或“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或直接揭露现实黑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情况。他与白居易为诗友，诗名相埒，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元和体。元诗传入宫廷，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为元才子。他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著名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就是根据它改编的，但思想内容有较大区别。传世诗文集有《元氏长庆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元稹集》，附诗文集佚。
（吴宗国）
身毒
身毒
印度河流域古国名。始见于《史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原文为梵语Sindhu，古波斯语讹为Hindhu，古希腊语更转为Indus。其后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其领域有时亦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左右到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听说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身毒国，并在大夏看到从身毒国贩运来的邛竹杖和蜀布。张骞认为大夏在汉西南，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则身毒应距中国蜀郡不远。汉武帝听信此言，从蜀郡四道出使，企图从中国的西南地区经身毒通往大夏，但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没有成功。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中国在2世纪时对身毒的地理、物产、宗教、政治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且知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这是由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的缘故。
（孙毓棠）
爰田
爰田
即易田，指休闲耕作。始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时，晋受挫于秦，为取悦于民而作爰田。《国语》也记此事，“爰田”作“辕田”。战国时，有的地方仍保留此制。
爰亦作■。《说文解字》有■字，许慎以“■田易居”释之，又说“爰”，“籀文以为车辕字”，则“爰”、“辕”、“■”相通，有换、易之义。对爰田的解释，唐以前人说法不一。东汉贾逵《国语注》以为“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者，易疆界也”。唐孔颖达《左传注疏》云：“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则服、孔基本上沿袭贾说，认为晋作易田之法，又赏给晋民田地。晋杜预《左传注》以为晋将一部分公田之税免去，使民得利。和贾说爰田应包括“易田之法”和“易疆界”之说颇有不同。除以上各说外，贾逵还有另一说，以为辕即兵车，有根据田地数摊派车赋之意。这一说法最难成立。韦昭《国语注》指出晋作爰田的目的是为了“赏众”而非要民增加军赋。《汉书》的各家注，对爰田的解释似胜于贾、杜等家，如张晏以为：“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如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指出古代爰田制就是三年一易田，以使民之受田做到好坏轮换。而孟康注则更加明确，以为商鞅之前就有爰田，和商鞅时不同之处是还要“易居”。这和《诗·魏风·硕鼠》记载的“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情况相合。郑玄以为由于田地连续种植三年之后，地力耗竭，需要抛荒若干年，于是农民易迁他处，去垦辟经过休闲的田地。可见爰田和易居有连带关系。
春秋时，随着农作技术的发展，土地使用率提高，休闲期相应缩短。《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遂人》又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因土地肥瘠的差别较大，国家授与农民的田地也分成不同的品级（其中“莱”，是指休耕地）。《大司徒》所说的“不易之地百亩”，当是最好的土地，年年都能耕种。但其余两种，要休闲一年或两年。《遂人》所说“中地”、“下地”和《大司徒》的“一易”、“再易”一样，要休闲一至两年。其上地的田和莱共为一百五十亩。清沈彤《周官禄田考》以为是“三分百五十亩而岁耕其二”，即每年耕百亩休五十亩。《周礼》中所记述的田制，当是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情况，表明当时只爰田而不易居。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田地休耕的年限也相应缩短，最长不过两年，和过去休闲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大不相同。特别是其中部分田地已无须休闲，表明爰田制正在走向消亡。战国时，爰田制停止的时间随地而异。据《吕氏春秋》，魏武侯时魏国大部分地方的田地可以连续耕作，而邺还需保留隔年休闲之制。秦在经济上的发达程度似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