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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大肆活动，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处分了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蒋介石取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但是，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一起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利用国民党内不同派别的争执和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在5月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对共产党进行种种限制和排挤，致使共产党员被迫辞去他们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职务。蒋介石先后攫取了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以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掌握了领导大权。由于蒋介石当时的力量不足，未敢使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仍能继续进行。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出师北伐，以扫除军阀，统一全国”议案。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其主力以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偕同第七、第八军，在湖南、湖北工农运动配合下，迅速打败吴佩孚的北洋军，10月攻克武昌。随后国民革命军又在江西和福建击败孙传芳主力。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坚持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但是正当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洋军阀的统治即将垮台时，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于7月15日实行“分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使大革命遭受失败。
国民党成为统治全中国的执政党后的蜕变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虽然在口头上还喊着三民主义，但实际上已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它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而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1928年2月3～7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确定国民党的理论纲领，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政府委员人选由中央委员会推举；蒋介石被选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经过国民党几个军事实力派联合对奉军的作战，并争取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成功，1928年底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公布了《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推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1929年3月15～2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训政纲领》有“法律上确定之效力”，实施国民党一党专政。
在国民党“指导监督”下的国民政府，依附于帝国主义，奉行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对内则采取独裁专制的反动政策，扼杀民主自由，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曾作出决议：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国民政府一再发令“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无辜人民。对于与蒋介石争夺权势的各军事实力派，国民政府也先后发令讨伐，其中1930年的蒋阎冯大战延续七个多月，死伤官兵三十余万。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内反对自己独裁统治的政治派别，加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再造派”，以李济深为首的“生产人民党”等也加以打击和排斥。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内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镇压和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并对付反蒋派系的争夺。
国民政府在其统治的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财政措施，在经济上有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但外国资本发展速度超过民族资本，而且加速发展官僚资本，逐渐形成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资本集团（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国民党政权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弃置不顾，没有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关系继续恶化。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仍然奉行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集中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同时，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一年鏖战后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此，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调整内外政策的表示，宣言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蒋介石仍然企图消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中共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国民党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的自卫方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南下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达成协议，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军民团结御敌，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一些反动条例，召开国防会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国内出现了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新气象。
在全国军民奋起御敌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调动上百万军队，负责正面战场的防御战，以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英勇作战，阻击了日本侵略军主力，打乱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并在宣言中宣称：“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抗战初期的国防参议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两百人组成。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大会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谬论，表明国民党要坚持一党专政。在实际上，他们始终不肯改革腐败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坚持独裁统治政策，不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他们还幻想并等待英美等国“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之下，一年多时间，华北、华东、华中和沿海的重要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而以四川重庆为大本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屈从于日本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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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傀儡。蒋介石国民党虽继续抗战，但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部署对日继续防御和对部队的整训，同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会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 党政军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此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进行包围封锁，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初发动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制造了皖南事变，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军民的愤怒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反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得到了美英更多的财政和物资援助。中国派出远征军去缅甸，协同英美盟军作战。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与此同时，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强化专制统治。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得到迅猛发展。他们垄断货币发行权，对工矿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农业进行控制，牟取大量财富。官僚资本的比重急剧上升，民族工商业受到极严重的排挤和打击，濒临破产。广大人民的生活，因苛捐杂税繁重、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