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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采。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弦户诵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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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周一良）
中央军
中央军
见国民革命军。
中央社
中央社
中国国民党中央所属通讯社。1924年4月1日在广州成立，初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主办，首任主任梅恕曾，主要任务为报道党务消息。后报道内容扩大至国内外新闻，并向全国各地报纸供稿，成为国民政府的舆论机关，对北伐战争起过一定宣传作用。
1928年5月，中央社迁至南京。1932年春进行改组，由隶属国民党中宣部改为独立经营，首任社长萧同兹。此时，它已在全国各地设分社及发稿电台，并陆续取得外国在华通讯社的独占发稿权。1936年1月，总社扩大为编辑、采访等六部，并于当年6月设立第一个国外分社——东京分社。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总社先后迁至汉口、重庆，向国内外提供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的战讯及其他新闻。1939年1月开始设立总编辑，负责新闻编采业务，首任总编辑陈博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社接收了日本同盟社及汪伪政权中央电讯社在各地的机构。1946年4月中央社迁回南京，将人工发报机发稿改为用自动发报机发稿，每天发稿量一万五千至两万字。1948年极盛时，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国内五十二处，国外二十五处，员工两千六百五十三人。这时，它已完全是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工具。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1949年11月迁往台北。
（汪朝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的研究历史、语言的学术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①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②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③西北考古。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该所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图书设备、出土文物资料都很齐全。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1949年迁至台湾。 （何兹全）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正式成立，资本额两千万元，以金融公债款充之。特命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总裁，陈行任副总裁。总行设于上海，全国各省市设有分支机构。它拥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办公债、管理外汇和黄金等特权，在全国银行界形成了独占的优势。1933年4月，宋子文辞去总裁之职，由孔祥熙接任。翌年1月成立国库局；4月利用发行公债增资为一亿元。1935年颁布《中央银行法》，并增设副总裁一人，简任张嘉■为副总裁（未就任）。同年8月增设中央信托局，专办购料、储蓄、保险等业务，11月实行“法币政策”，该行奉准发行法币。到1937年，中央银行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达四十七处。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行先迁南京、武汉，后于1938年8月迁至重庆。1939年10月被委代理国库，又握国库经管权。1942年7月，该行奉命接收中国、交通、农业三行钞票及准备金，并集中办理法币之发行，所有外汇、黄金均集中于中央银行。战时各地分行达一百一十余处。1945年7月，孔祥熙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