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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时的法律，中叶以后，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化。各诸侯国执政的统治者适应新的形势，陆续公布了新的成文法。《左传》昭公六年记：“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此后三十年，郑国大夫邓析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曾自行修改旧法，另编刑书。因书写于竹简上，史称“竹刑”。后为郑国采用。继郑铸刑书之后，公元前513年，晋赵鞅、荀寅也将范宣子执政期间制定的法律铸于鼎上，史称“刑鼎”。
“刑书”、“竹刑”、“刑鼎”均不传世。但从立法者所推行的政策来看，春秋各国颁行的新法，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本身，就突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是对贵族垄断法律特权的沉重打击。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继春秋中叶以来公布成文法的潮流，陆续制定了实质上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魏文侯时李悝所著《法经》，则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前四篇为“正律”，内容主要是惩治“盗”、“贼”的法律规定，“杂律”规定的是除“盗”、“贼”以外的其他各种罪名与刑罚。“减律”是根据不同情节加重或减轻处罚的规定。《法经》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发展。在体例上，《法经》以罪名为纲，所谓“皆罪名之制”。较以前以刑名统罪名，即将处相同刑罚的罪名列入同一
先秦学校
先秦学校
传说虞、夏、商、周四代分别在乡邑和国都设有庠、序、校、小学、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对贵族子弟以至平民施行伦理教育。这恐怕是战国秦汉儒生们的理想。其实，商代以前的学校教育尚无可靠材料说明。西周春秋的学校教育则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讲礼、乐意在培养道德情操；射、御是军事训练；书、数是治民从政所需要的技能。西周铜器麦尊、静簋铭文提到王室有称为辟雍、学宫的大学，对贵族子弟进行射箭教学，并举行周王亲自参加的射猎活动加以考核，还奖励负责教射有功的官员。盂鼎、师■簋铭文提到的小学，也是培训贵族子弟从政的场所。《礼记·王制》称，周王出兵时要“受成于学”，作战获胜，“反（返）释奠于学，以訉馘告”。可见学校也是战前制订作战计划和战后举行庆功典礼的地方，它与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周礼·师氏》记载，国学中的贵族子弟同时还是周王近卫亲军，随时随地担负着守护警戒的重任，说明国学培育的正是精悍的武士。地方上的庠、序同样以教习射箭为主，并为当地祭祀和社交活动的场所。春秋时，郑人在乡校议论政事，开明执政的子产甚至将此舆论视为良师。就是孔子本人也曾以射御自许，孔门弟子多能卫国杀敌，冉有即因领兵击破入侵齐军受到孔子的赞赏。但是孔子开创的私学却使古代学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出现了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以从事政治活动为目标的文士集团，六艺也转变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典文献。私学培养的是“从政”、”治赋”、“使于四方”的治国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为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影响远远超出学校教育的范围。继起的战国诸子也都是从事教育的大师，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学生，不求利禄的许行亦有门徒数十人，就连避世隐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学生。这些私学扩大了教学领域，促进了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有些君主创办学术活动中心，如魏国的西河、齐国的稷下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这些实际上就是新型的大学。
（罗世烈）
先秦租税
先秦租税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等向众、庶人等生产者征收的土地上的各种产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袭所有权，他们向劳动者征收租和税合为一体的剩余劳动产品，实行贡、助、彻之制。春秋、战国时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进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商鞅变法以后，民得买卖土地，确立了私有土地制，租与税才分离开来。
租税是由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后，公社首领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或由社员代耕其占有的土地，逐渐变成经常化的贡献而形成的。相传虞、夏时就有了贡赋，《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但有关虞的贡赋内容，连传说都没有流传下来。夏代的贡，《孟子·滕文公》说是“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分给每家土地五十亩，不问年岁的丰歉，按历年收获的平均数献纳十分之一。此外，还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敛。殷代甲骨卜辞有命令众为王耕作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分给每家“私田”七十亩，让他们共耕公田。《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这就是把“公田”的收获献给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缴税。关于周代的租税，《孟子·滕文公》说：“周人百亩而彻”，“虽周亦助也”，可见，“彻”是一种类似“助”的制度。但由于孟子说“彻者，彻也”，使人无法知其确切涵义，故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鉴于周代国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国、野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向滕文公称述应该实施的制度是”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九一而助”，即在郊内“国人”地区，分给每家土地一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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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交纳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在郊外“野人”地区，分给每家一百亩，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亩“公田”，”公田”上的收获就作为交纳的租税。
西周中期，根据卫盉、卫鼎、格伯簋记载，周穆王、周共王时出现了贵族交换、质押土地，这是先王”田里不鬻”之制的变化的先声。西周后期，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周宣王只得“不藉千亩”，废除由天子亲耕其收获用来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礼。废除藉礼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种公田的制度的废除。取而代之的租税制度，因史无明文，已难详知。但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已由“八家同井”变为”九夫同井”，当是废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区废除了助法，改为“履亩而税”。至于各诸侯国的租税改革，估计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区晚一些。
从西周后期到商鞅变法为止的租税改革是在保护井田制形式下，进行“履亩而税”的改革。“履亩而税”的内容，在《管子》中有简略的记载。诸侯国中首先改革租税制度的是齐国。齐桓公十九年（前668）采纳管仲的建议，实行井田制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为井，视土地的美恶及年岁的丰歉而征收田税。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前645）“作爰田”。爰，易也，变易的意思。有人认为作爰田就是象齐国那样“案田而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实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此后，楚、郑等国似乎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秦简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税。商鞅变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制辕（通爰）田”，“訾粟而税”，即建立辕田制，计算粮谷收入的多寡而征税。同时，废除井田，民得买卖土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三十一年（前316）“使黔首自实田”，命令黔首申报占有的土地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私有土地制，租税发展为地租和赋税两种形式。
原始社会末期，公有的工商业，一部分逐渐为公社首领所侵占，演变为官府的工商业，直接为满足国君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和买卖货物；另一部分则演变为“通工易事，以羡（多余）补不足”的民间工商业。公有的山林川泽也演变为国君的私产，所出成为国君的财富。周文王治岐时，置官员管理关市及山林川泽而不征税，西周以后对关市及山林川泽始征收实物税，即“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关市之赋，主要用以供给王之膳服，但也作其他用途，如晋平公收市赋作为供养食客的费用；李牧防备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为士卒费用。“山泽之赋”则主要用于丧事。其税率，据《管子·幼官》说是，“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大匡》又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都是降低关市之征税率的意见，实际的税率当高于此数。至于山泽的税率，则未见有具体的记载。
（王煦华）
祆教
祆教
源出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约在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创立。《波斯古经》（Avesta）谓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两者为善与恶之源，人宜弃恶就善，应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国古代以其拜火及天，故称之为火祆，省为祆教，俗称拜火教。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此教为国教，遂盛行于中亚。中国南朝梁时及北朝元魏时，始知其教。《魏书·西域传》谓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梁书·诸夷传》亦谓滑国（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国邻接波斯，故渐染其俗。其教东传，当是先经今新疆南部。《北史·西域传》谓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应是由波斯商贾传来。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并有祀胡天的记载。胡天即指祆教的崇拜天神。看来传入中国的祆教，有了某些变化，如产生了对神像祈祷等现象。又祆教的祭司名为萨甫，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官名。典客署掌管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反映当时来华的胡商中有不少祆教徒。
唐代前期及中期，对各种宗教都很尊崇，当时来华经商的胡人极多，故在长安及洛阳均有火祆祠，供每岁胡商祈福。又设萨宝府官，主祠祆神。地方上，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有祆祠。祆教主要是在华的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禁毁佛寺，同时对西方传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所谓“三夷教”的祠寺也加禁毁，僧徒并令还俗（见会昌废佛）。祆教在中土受到一次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