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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志鹃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说迟了的话》，收入《惜花人已去》）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说，得到了茅盾的热切关注，说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识，说明它确实是一朵盛开的艺术之花，是当时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百合花》从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先生将《百合花》的风格概括为四个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确是一篇使人“满意”，令人“感动”的诗篇，优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将生活中发掘出来的美加以提炼、升华，巧妙编织，给人以艺术享受。茹志鹃说：“我要用我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活中，去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百合花》后记）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她除了坚持编辑工作之外，还写了五个短篇，五篇散文及一个短的电影故事。
茹志鹃奋发图强，一是为了不辜负先生及其他关心她的评论家和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另一方面，也还有当时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爱人被错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她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她要用自己奋斗的成绩，为孩子们创造一个不受人歧视的环境；她要用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志鹃是一个不苟言谈，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九、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同上）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十、第二次攀登——“从微笑到沉思”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同上）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继第一篇小说《出山》之后，又一鼓作气写出《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一支古老的歌》、《儿女情》、《家务事》、《三榜之前》、《着暖色的雪地》和散文、报告文学《十二月的春天》、《离不开你》、《红外曲》及文艺回忆录等多篇。结集为《草原上的小路》、《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惜花人已去》、《茹志鹃小说选》、《她从那条路上来》等。
上述创作集中反映了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黄秋耘把她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丹戈将茹志鹃新作概括为四句话：“明快中见沉思，简洁中见含蓄，柔和中见刚毅，抒情中见冷峻”。
小说较为广泛、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诸多新问题，深沉地思索历史和人生，透过人物命运和人的价值的深刻剖析，努力探寻一场场政治灾难的内因，开掘着生活的岩层，以人民觉醒的智慧开创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出山”后的一篇得力之作，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通过搞瞎指挥、浮夸风而步步升高的公社书记老甘和坚持实事求是，不畏邪恶而遭打击、迫害的老党员老寿的描写，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借以唤回党的革命法宝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文渗透着感人的脉脉之情。
《着暖色的雪地》作家用深沉、哀伤、痛苦的感情写了一个画家的人生悲剧，以唤起社会关心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她把两位主人公董毓德和章泯比喻为折了枪、坏了舵的难船，通过两人意外地相遇和撕心的别离，控诉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人造成的灾难。茹志鹃以极其严峻的目光，审视着时代的锈斑，进一步显示出她的胆识和力量。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同上）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她从那条路上来》作家描摹了旧社会的悲苦生活，并给予无情的鞭挞。是茹志鹃不可多得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改变了她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创作趋向，依然保留了原有的艺术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开拓。作家通过对也宝纯贞心灵和敏锐目光的描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称得上一幅清新、浓郁的风俗画。
茹志鹃文革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她在长于细腻的人物心里刻画的基础上，有些篇章使用了现代表现手法，突出描写、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着暖色的雪地》等篇章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不给人以脑懂和“飘”的感觉。
其次，为了适应新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小说的篇章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采用“意识流”的时序颠倒或跳跃方式概括时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峰。
在语言使用上，除保留浓厚、抒情的色彩外，略显冷峻、深沉、富于哲理，间或也运用较为辛辣的嘲讽，以显示鞭挞的力量。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比喻为“静夜萧声”。这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她深情地对读者说：
如今“静夜萧声”又将引我去穿山渡水，爬岭越峪，去学习，去追求。……“静夜萧声”这是先生最后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新的努力的开始。
（《二十三年这一'横'》，同上）。
邢院生
阎纯德
生活恩赐我许多朋友。邢院生就是一位。她是名作家萧乾介绍给我的，那是1982年——迎春花正在北京的旮旮旯旯儿偷着露出笑脸的时候。不久，我便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叛女》；又是不久，我去看她，为了能在她身边发现点儿“叛女”的什么。但我们没有长谈，她太忙。这匆匆的一晤，留下的只是印象：瓜子脸，不胖，神采奕奕，眸子里透着微笑、善良，也有无情岁月的风雨吻过之后甩下的朦胧影子。
一晃几年，我从法国执教回来，又见到她。她还是她，一点儿没变，连条皱纹都没有，看不出她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说她驻颜有术，往多里猜，也不过五十来岁。她开心地笑起来：“大家都这么说，真是谢天谢地了……”
1988年初春，邢院生行色匆匆地来我家三次，连坐下都不肯，更甭说喝茶闲聊。她对我说：“你忙我也忙……”于是我们站着说话，她说完就走。
我很理解，她是个痛快的人，没有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不会客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平等待人，总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是一个直率真诚，坦坦荡荡的人。
有人说她是女强人。
有人说她有菩萨一般仁慈善良的心。
有人说她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心怀高远。
我并非木石，耳能听，眼会看，心能感。说她“现代化”，非指穿着，是说气质。
她是医生，却成了作家。她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工作，退休后又忙着为服装、儿童玩具、贸易、建筑出力献策；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老气”，就是一般中年人也比不上她争分夺秒的忙劲儿、朝气勃勃的冲劲儿和干劲儿。她的儿女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德国，人家劝她出去游游转转，或于脆在异国“享福”，她一笑了之：“也许有一天会去看看，但我到那儿没有用，还是在自己家里好，有的是事儿做……”这样的话，我亲耳听过两次，令人感动。
中国，如此辽阔的大地，不知出过多少传奇人物和故事。邢院生，这位生在古都开封的甘肃通渭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