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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社会教育学院集中的中央文艺单位全部所谓“牛鬼蛇神”，大都是文艺界的名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前辈见到刚刚三十多岁的柯岩，不禁拍着她的脑袋说：“你来干什么？”柯岩苦笑着回答：“不知道……”她不明白，也想不通这奇怪的“革命”。
时间，使人认识生活，认识人。一些到北京串联的人，专门要看柯岩。看管的人告诉他们：“她是'黑帮'，不能见了……”这些“读者”，不但不信，而且非要见不可！一些红卫兵点名要批斗她，但是他们在下面却偷偷对她说：“柯岩阿姨，我们是《”小迷糊“阿姨》的读者。您要保重！”贺敬之同许多文坛前辈一起被拉到文联大楼“示众”；台上，“黑帮”管理人员声嘶力竭地呼喊“打倒贺敬之”，而台下，上千名的“读者”（笔者也在其中）都哑然无声，脸上呈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摇摇头，扬长而去，但心里却跳荡着《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的诗句，并为这位优秀诗人、剧作家担心、不平。
柯岩是一个工作狂，参加“运动”、深入生活、写作，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致使孩子对父母不亲。文革中，她和贺敬之成了一对“黑帮”，不仅不能照顾孩子，反而殃及了孩子。有一次柯岩请假出来买药，趁机偷着回家看看孩子，还没到家，便见一群孩子在围斗她的孩子。视此情景，她赶紧掏出“红宝书”对孩子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救出孩子。她把孩子送到哥哥家，哥哥成了“现行反革命”，不能呆；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妹夫是军人，孩子又被赶出来。文革，不仅对大人，连孩子的心灵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创伤。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人家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人家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因此，她被有些人认为是”死硬派“，态度最不好。
柯岩在监督下“劳动”——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当她扫地扫到大字报棚跟前时，她的眼睛突然亮了——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什么是黑帮，什么不是黑帮，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的讲话。柯岩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妈妈一样，她哭了。回到“牛棚”，弄来笔墨纸张，不顾一切地竟写了一张“造反”大字报：“我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根据总理说的'五不'，我什么都不是……”接着，她说明自己“不是”的理由，最后声明：“从即日起，我退出'黑帮'小组。”她把行李一卷，真的离开了“黑帮”小院。那些被关押的老前辈，都暗自为她担心，但也由衷地欣赏她这种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而通情达理的群众，也都认为她“反”得有理，不少人给了她热情的支持。
柯岩退出“黑帮”队伍后，在没完没了的动乱中观察、思考。她的心在这场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浩劫中，受着痛苦的熬煎。
她生着病，到街上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弥漫着谎言、谣言、诬蔑、报复、阴谋和疯狂，一切都颠倒了，父母、爱人、朋友、同志，似乎都不可信了，都成了“敌人”。她看到一篇传抄的陈毅同志的讲话，是江青扬言要保他时义正词严的答复：“我不相信我们党才有十一个干净人！你们说要保我，我没有那么干净，也用不着你们保。我宁愿和全党同志一起挨斗！”这不要苟安的凛然正气和光明磊落的心胸，使得柯岩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当时，她在人堆里就嚎陶大哭起来。她觉得，我们的党还在，正义还在，革命还活着！老一辈革命家还在教我们怎样做人！
后来，在揪斗贺敬之最厉害的时候，她全家人到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名贴了几次大字报：《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这是正义又一次向邪恶发出的挑战。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坛，无疑成了一片沙漠，没有绿叶，没有鲜花，中国变成了一个无文化艺术的国家。作家的笔变成了放猪棍、牧羊鞭，整整十年，柯岩没有写一个字，她一家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日夜浸泡在磨难之中。
江青、姚文元亲自策划并最终亲笔划圈，把贺敬之送到首都钢铁厂去长期监督劳动，其实，这无异于无期徒刑。当时，他正患心脏病，柯岩也在生病。但命令却必须立即执行，立即弄了下去。
首钢，对贺敬之来说，该是何等亲昵的故土啊！1949年刚进城，接管首钢他就是那里的一名年轻的军代表。他曾和那里的工人心连心，肩并肩地斗争，从事建设；多少白天的劳动、多少深夜的谈心，使他们成了亲兄弟；今天，那里的许多优秀基层干部，就是刚解放时的积极分子。青年工人，读过他的诗（他的诗里，有首钢飞舞的钢花），老工人，看过他的歌剧《白毛女》；人们热爱他啊，我们的优秀诗人！
临去首钢，当时也身患重病，但仍在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王震将军，闻讯后专门把贺敬之叫去，拉着他的手说：“不要紧！我们不怕！他们给穿小鞋，我们不穿，我们穿草鞋……”还叮嘱：“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他们会让流氓打你的。他们是什么流氓手段都会使出来的……我们要团结工人，一起斗争，迎接胜利！但千万小心，不要吃了这种暗亏……”这是一位革命家对诗人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
生活，教育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使群众懂得了从反面看人和事的道理。首钢的工人知道，凡是当时弄下来的干部，一定是好人，何况他们还熟悉的贺敬之呢？工人和干部都待贺敬之极好；在那里，他生了大叶性肺炎，在北京的医院里看急诊，呆了一天一夜，就是不给床位，让他躺在走廊地下。首钢的一些干部和工人知道了，都跑来看他，争着去为他奔走床位，并吧哒吧哒地为他掉眼泪，还一定要轮流守护他，好让柯岩去休息。工人阶级博大的胸怀和海一样的深情给了柯岩终生难忘的教育。
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柯岩一家住在小小的黑房子里，但是他们心里的希望，像朝阳一样，越升越高，他们经常想着周总理、人民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总理去世后，在天安门事件中，柯岩得到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她和贺敬之，彼此支持着，搀扶着，鼓励着，跋涉过苦难的、没有真理的日子，终于从新中国一个最漫长而残酷的黑夜里走了出来，看到了黎明！
四
柯岩为孩子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和儿童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史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十年浩劫，使千千万万儿童度过了没有文化、没有欢乐、愚昧而黑色的童年，柯岩也过了十年与文学绝缘的日月，她的笔被禁锢了，但是她的思想却与祖国和人民一起在凄风苦雨之中思索着、希冀着。这期间，她认识了许多原来不认识的生活和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的事物。柯岩说：“这一切，都给我的创作做了准备。”
1976年10月，是春天之始，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柯岩就连续不断地发表长诗、短诗和诗剧；接着，她被调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到《诗刊》担任副主编，还任《儿童文学》编委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她又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人生咨询》杂志主编、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诗神》、《女作家》、《儿童文学》等多种重要文学刊物的编委或顾问，并被聘为山东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她到《诗刊》后，这在她的创作道路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由于生活和要求方面的不同，这就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题材和形式。
整整十年，她失去了深入儿童生活的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性格、理想和爱好也在变化。柯岩曾说，她对现在的孩子是不够了解了。但是，为了了解祖国的未来，也必须全面了解祖国的现在，于是，她整天留在成人的沸腾的生活里，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到各条战线去学习、采访，了解人和社会现状。除写了一首儿童长诗《我的爷爷》及抒情短诗集《周总理，你在哪里》（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她还写了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歌剧《记着呵，请记着……》（1979年《十月》杂志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柯岩说：“《沧浪诗话》讲，'学诗有三节……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我想，第一步，无知却有勇的肆笔阶段是必须的，但经过三十年的创作努力，我可能已进入'既识羞愧'的阶段了。我应该也必须从思想的角度考虑得更深一些，从艺术上要求自己更严一些……”前者，是她的谦虚；后者，却为实情。这些年，柯岩的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报告文学或散文，思想上都比以前更深沉，艺术更臻成熟、完美。
《周总理，你在哪里》，是时代的产物，像史诗一样震撼人心。这首诗并不长，但它却容纳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感情——对一位领袖人物的爱戴和深切怀念。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人们到处呼唤，到处寻觅我们的总理！
那山谷、大地，那松涛、大海，
都回答说：“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终于，“在这里”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人民的心里，
找到了我们的好总理。
当人民在灾难中熬过十年黑夜，在黎明之前，这位维系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领袖人物的突然离去，给人的是世纪的悲痛、失落，那种感情，语言几乎是难以表达的，但是柯岩以其泣鬼神的诗句吐露了民声。
没有好的构思，就不会写出好诗。柯岩的诗，是以构思新巧著称的；她的个几乎都是独辟蹊径，新人耳目，她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请允许……》、《我们该怎样回答》、《种子的梦》、《哭李季（三首）》等短诗及长诗《中国式的回答》（以上四首均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诗集《中国式的回答》）和《情诗三首》（1993年《中国风》第2期），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式的回答》是以中国家喻户晓的张海迪为抒情对象的一首抒情长诗。诗人以诗的形象，为青少年谱写了一首生命之歌、青春之歌，以丰富的想象，回答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真谛。面对挑战，“有人惊诧，有人愤怒；有人宽容，有人忧虑”，诗人用“对革命，对人生，无法朦胧”的“中国式的回答”，为我们举起了一面旗帜。
柯岩是一位感情丰富深邃的诗人，她似乎没有写过什么爱情诗。但我想如果写，她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