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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八年，赵淑侠在“天府之国”过了七年。从童年到少年，她长大了，心理也在经历一种新的变化。她曾羡慕过一位高班女同学的漂亮与处境，希望上天也能给她这种幸运。“谁知竟出现了奇迹，在我们复员还乡的那一年，我突然蹿起个子来，把很多同年龄比我高的都赶过了，也不再那么黄黄瘦瘦，居然变得有红似白的了。这使我有由丑小鸭一下子变成白天鹅的快乐。”那一年，她还不足十五岁。
重庆，第一次给她艰苦和恐惧，失意和得宠，寂寞和希望，这个多味的人生和世界，最终成为这位少女的财富。山城重庆给她留下的是战争的魔影，而嘉陵江的流水没有辜负她，如今在文学王国里她一泻千里源远流长的歌唱里，总有这条古老江水朴素的歌声。
胜利之后
黄河东归大海，抗战已成过去。东北的高粱红了，秋虫和百鸟联手举行“八·一五”大合唱……
中国人八年的流离失所，饥饿，恐惧，死亡，遍地创伤，在赵淑侠心里铸成了不能磨灭的记忆。她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那个时代，有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不会被认为是在卖膏药背八股，而说对国家民族的事做得去关心，是要让人讥笑蔑视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个时代，“是把小我投入大我，多少情侣和年轻夫妻洒泪分离，男儿心甘情愿的投入疆场的时代。是青年们争着为保卫国家到前线和敌后去效死，死而无怨，死而含笑的时代。是物质之匾乏，生活之艰苦，精神之丰富，信心之坚定，在今天都无法想象的时代。是全国老少都爱唱抗战歌曲，流行歌曲流行不起来，也没有人屑于唱的时代。是作家们的笔一致为沉歌抗日圣战，为鞭挞日本帝国主义，为哀念死难同胞而写，人性与只关心个人感情的文艺作品不受重视，还要被责为没心没肺的时代。是中国民族万众一心，最团结，最有生气，中国人最以做中国人为荣，虽苦犹傲，一点都不崇洋的时代……抗战的年月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虽然充满危机、苦难、流血、艰辛，却也充满着生气、希苦、信心、斗志，令人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时代。”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时代，在赵淑侠的生命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这给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带来了异常的兴奋和喜悦。赵淑侠回忆说：“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么听到日本投降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哗的一声叫起来，店铺的门口碑僻啪啪的放着鞭炮，小镇窄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游子们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着眼泪引吭高歌。”（1985年8月，台北《联合报》所载赵淑侠文章《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血与火中流浪多年的人们可以回家了，可以拥有和平，拥有爱情，拥有家庭，可以建设新的生活了。赵淑侠一家也是欣喜若狂，盼望着回到故里与饱经战乱的亲人团聚。
怀着日本投降创造的令中国男女老少无法形容的那种激动和喜悦情绪，赵淑侠也流着泪水，告别老师同学朋友，告别沙坪坝，告别重庆，告别长江，随父母山一程水一程地回到东北。
赵淑侠的父亲是在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到东北的。她回忆说：“在复员接收的混乱之中，有些官员竟利用职权，敛不义之财，而我的父亲一直为官，亦常有敛财的便利，可是他从未取过一文非分之财，也因此，我家的生活一直很清苦。抗战胜利后在沈阳，很多人都弄了一幢或数幢房子，我家却是片瓦皆无，借住一个朋友的公家宿舍。”在沈阳，他们一家还是过着相当桔据的生活。
“太平洋”传奇
“打回老家去！”那歌声整整八年，像潮声，像雷声，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地倾诉着千百万“东北”人的感情和心愿。赵淑侠随着父母，回到了曾被日本人残酷蹂躏的那块黑土地。
1947年初，赵淑侠入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读书。文学仍然是她至真至诚的爱好，当时她最喜欢的一种杂志叫《太平洋》，该杂志抨击时弊，是青年中的明星杂志。
在学校，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插班到东北中山中学之后，她所在的那个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男同学的学业开始上进了，不修边幅的，开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来粗野的开始变得文静了……
赵淑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华，天生玉质，同学们无不认为她是学校唯一“漂亮得惊人”的“美丽女神”。在她那个班的教室里，第一二三排的左边计有五个女生，共同组成一片绿洲，而赵淑侠则是绿洲中的鲜花。鲜花总是惹人喜欢的，不少同班、同年级和高年级的男学生都暗暗倾慕于她。可是，赵淑侠拒人于千里之外，谁也接近不了她。当时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为范文贴堂或朗读，受到老师的夸奖。赵淑侠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无比。但总有大胆的男学生，当时有七个人每日神魂颠倒地给她写情书。七人中有一位属于年级高势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也给赵淑侠写情书时，又气又恼，分别将那六个同学揍了一顿，要他们必须统统死了那份心，赵淑侠只属于“他”
东北中山中学里因她发生的骚动和“战争”，赵淑侠并不知道。赵淑侠自己说：“我不爱讲话，当时我和男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年人的单相思，苦恼着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着一本《太平洋》，上课来，下课走，深奥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静得像安静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学生喜不自胜地奔走相告他的伟大发明：“告诉你，我终于给赵淑侠找到了一个外号——'太平洋'！”同学问他为什么叫她“太平洋”？他说理由有二：一是她总是拿着一本《太平洋》，人在杂志在，杂志便是她的标志；二是她的威严，谁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此赵淑侠的“太平洋”绰号便在东北中山中学传开了。
赵淑侠一头扎在功课里和文学中，本来对政治的兴趣相当一般，但那一次学生组织的反饥饿争民主的绝食行动她也参加了。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她同班同学给她买了两个饼，可她不敢吃，当她看到领导绝食的头头也在吃东西之后，她才敢吃。
在沈阳，她读书的时间不长，可那里的日日夜夜，也颇令她难忘。至今她还记得那首荡漾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惨然的微笑》：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菊花黄；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他睁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着我。我和他的爱情同海洋深，他为我而断送了他的青春。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我听见海风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灵魂向我呼号。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得使他们“仓皇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初恋”
战争给人生制造了梦。但对台湾环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陆。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语言，那些北方人的习惯，使她那种模糊的离开母体的失落，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关山远隔，故乡何在？
初到台湾，他们连安家费都没有。吃住没有着落。“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终日愁眉不展，常发脾气。”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可是在这之前，家里的气氛常使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种被压迫的窒息感。”
在台湾，她在台中女子中学读高中。那时包围着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忧愁，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占据了“少女情怀”。不过，对赵淑侠来说，解愁的灵丹妙药还是文学。像在大陆读初中时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坏的学生。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当时高三文组的导师和国文教员是后来台湾东海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江举谦教授。赵淑侠回忆说，江教授“对我要当'作家'的志愿也十分鼓励，我的作文本子总是被红笔画满了圈，后面写着足以让我自认不做'作家'就'暴殓天物'的批语……事实上，江老师教出来的好几个操笔杆写作的学生，别人不论，只我们那年级就有我与于梨华……虽说写作是个人兴趣，然而没有良师给打好基础，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我和于梨华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意见既多，个性又强，偶尔还会恶作剧；但江老师并不因为我们不够老成而见责，反而尽心尽力的培植，一再说我们有写作的才能，可朝这条路走下去。”伯乐识马，历史被他言中！于梨华和赵淑侠，一个在东（美国），一个在西（瑞士），他们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代表作家。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俗语被赵淑侠应验了。自从步入少女时代，她越发眉清目秀丰满潇洒美丽动人，于是“树大招风”，丽人惹事，无形中赵淑侠便扮演了“大美人”的角色，像“校花”一样，成了众人瞩目、名传遐迩的女学生，自然也就成了许多男学生注意的目标和“太保”们找麻烦捣乱的对象。一些幻想家大胆地替她杜撰传奇故事，以至于她真希望有那样的光荣经历。“但是我没有，连一般青少年们，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聊聊、出去走走的年轻人的生活都不知是什么滋味，下了学就赶快帮忙家务。”赵淑侠说，“根本不懂什么叫'寂寞的十七岁'，只觉得一颗心苍老得像千年古松。”
高中毕业，赵淑侠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台湾大学国文系。她认为，国文系是文学的天堂，作家的摇篮。但是，考试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之后，便到台中农学院办的补习班补习去了。在补习班，她还是国文老师的特优生，数学老师的特笨生；上数学课，还是不听讲——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数学，不知该从哪里听起，索性放弃了。“这种放弃使我异常痛苦、惶恐、无奈，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日子当然也就过得更无目的，仿佛在瞎混。”赵淑侠回忆起来，似乎仍感凄然。
——“不能再失败了，再失败就后退无路”。“投考的目标还是台大国文系，除了想一辈子写文章弄文学之外，别的什么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不幸，我又失败了……这次失败给我的打击最重，使我再也爬不起来。万念俱灰，自暴自弃，环境逼迫之余，我做了生平最错误、最荒唐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的痛苦我永远不愿再想起，也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哭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