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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chun(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四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第二天,眼睛一睁开,脸不洗,头不梳,又伏在桌子上写。”等到两部稿子完成之后,她说:“我再也没有勇气修改它,而且连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这两部书顺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这时,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长崎丸把我从黄浦滩头载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
当她乘船到达长崎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她看到这样的“号外”:“皇军占领沈阳!支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国难,激烈地摇撼着那“颗爱国之心,她想马上回国参加作战,把我们的东北夺回来!但同行者劝她,说到必要时留学生可以全体回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侦探、警察发生冲突,不久,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了无数次伤的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