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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罗烽担任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同巴来一起负责北满文艺宣传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先任记者，后主编每天半版的该报副刊《国际公园》和《儿童》、《妇女》、《体育》等周刊。在罗烽的具体帮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同年，又主编新创刊的大型周刊《文艺》，得到萧军、萧红、舒群、金人、林珏、梁艹倩等作家的支持，成为与长春《大同报》创刊的《夜哨》齐名的反满抗日文艺阵地。这两个刊物，在大城市知识界和抗日联军、游击队里都有广大的读者。白朗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结识了萧军、萧红和金人等东北作家。这期间，她还参加了星星剧团，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是她文学生涯的开始，她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她的第一篇创作，是描写两代人的隔膜、歌颂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保守与落后的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在《夜哨》上连载了十一期，在《国际协报·文艺》上连载了小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日记》及《琴音》、《她一直望到黎明》等。这些作品，无不有着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学道路最早的足迹，是她在东北沦陷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
1934年，松花江蜷卧在北国漫漫黑夜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每条大街每条小巷。3月，北满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人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负担沉重：一方面她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一方面还得坚持编好副刊，继续与敌人作战。年轻的白朗，沉着、冷静，以顽强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考验。白朗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在危险的环境里，她编发了四十八期《文艺》周刊，曾累得昏厥过去、流了产。她每夜都伴着不眠的灯，听着鸡鸣、犬吠、梆声，盼着黎明。这一段苦难的生活，为她一生投奔光明、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其中，杨靖宇对她的教育和影响最大。
1935年初，罗烽被判为共产党嫌疑犯，经过党的活动、白朗的奔走、呼海铁路二百多职工、同事捐款营救，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方保释出狱。出狱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护白朗夫妇和老人上了火车，逃离腥风血雨的哈尔滨。在沈阳一个小店里，白朗和母亲、弟弟匆匆见了一面，便告别了故乡的骨肉和田园；当黑夜吞没了大海的时候，他们登上了从大连开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萧军和萧红。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师家里，白朗夫妇和萧军、萧红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当时二萧发表文章还不算多，正在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狈；如果他们长期住在一起，互相影响，就很难写出东西，于是白朗夫妇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华里亭子间。在那里，大家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没有正常的收入，经常没有饭吃。白朗夫妇刚到上海，身上还有点钱，包一个客饭，为大家都能吃一点，经常同这些穷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经怀孕；动乱的生活使她无法动笔创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激烈的时候，罗烽参与了这场论争，而白朗却在极坏的条件下，潜心写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辑里的绝大部分散文，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些散文多是“从个人的角度抒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为某一时代的青年的一种思想动态，也许还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时，从那些描述中，“有关东北沦陷后敌寇的残暴、狡狯以及对革命力量的疯狂迫害，也许不无一点迹象可寻的。”（《月夜到黎明·前记》）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过的一段路程，那许多斗争和往事构成了她的思想轨迹，“可以窥见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是怎样从无知趋向觉醒，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走进无产阶级的阵营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后，白朗结识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当时她们是邻居。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艺家协会，和金人合编了《夜哨小丛书》，写了《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珍贵的纪念》等短篇小说，后来编入题为《伊瓦鲁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里。这些小说，描写了在伪满、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隶、有血气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所昭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咱们的土地，谁打算给夺去，那可不行，这一块地有咱 祖宗的血和汗，有咱们祖宗的骨尸，长腿三，你想想，一个后代， 眼巴巴的看见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尸盗去，那还叫人？
贾德，冲这话，你小子有骨头！咱们的祖宗的后代全是硬棒 棒的，不是这样，咱们简直不能认他是中国的子孙！
这是《伊瓦鲁河畔》里的主人公贾德和长腿三的对话，每个字都闪耀着永远不可征服的我们民族的精魂。
我死了，无论谁都不要为我流泪，当我瞑目之前，我看见一个为我所爱的人，正向为民族而牺牲的大路走去，我仿佛也看见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吻》里的主人公李华用左指写在垅沟上的几句话。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对祖国的挚爱鼓励自己所爱的人去为祖国而牺牲。白朗这时期的所有创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这一爱国主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同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一样，投身到拯救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之中。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白朗和罗烽都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她日夜在街头奔走呼号、募捐、宣传群众，慰劳伤员和难民……
上海的日日夜夜，那是多么不安定的生活啊！艰难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迫使白朗夫妇先后搬了六次家，不到一岁的孩子，也在这灾难中死去。但坚强的白朗在祖国的苦难中变得更坚强了。她在散文《一封不敢递的信》中说：“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们便蜷伏在上海租界里。为了信仰的关系，我们依然不能畅所欲为，依然受着无形的监禁。然而，从抗战发动以后，祖国总算解放了我们，我们的信仰已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如今，我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妈妈，你该高兴，你的女儿已经跳出了苦闷陷阱，让无限的欢欣与兴奋拥抱着了。”这是白朗来到上海投入抗战洪流后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写照。
1937年9月，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白朗夫妇和沙汀、任白戈、舒群、丽尼、杜谈等几十个文艺界的人（包括家眷），第一批撤离上海，来到武汉。当时，武汉、长沙是大批文化界人士的集中地，也是他们去重庆、桂林等地的中转站。白朗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参与了罗烽、聂绀弩、丽尼编的《哨岗》的编务和丁玲、舒群编的《战地》的组稿、发行工作，还招待南来北往的文艺界朋友，杨朔、吕荧等人便常住在他们家里。罗烽只身投军山西临汾，白朗独自承受着一家老幼的生活和感情上的折磨；在文坛她不甘寂寞，以《西行散记》为题，发表了十几篇记述她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文章，留下了时代的真实的影子。这些散文于1941年结集出版，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
1938年夏，白朗和罗烽先后到达四川重庆，在上游的江津找了一间房子，住了三个月，萧红也曾在她家小住。在重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生活是累人的，一家老小，生活更是苦上加苦。为了躲避几十架、上百架日本飞机的空袭，他们不得不多次迁居。
1939年夏，白朗下了很大的决心，丢下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罗烽、杨朔、宋之的、杨骚、葛一虹、方殷、袁勃等十四位作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周恩来亲自推举刚从英国回来的王礼锡任团长。她曾说：“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那伟大的工作。”她渴望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样，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男同志一起攀华山铁索，登千尺幢，越百尺峡，跨军马驰骋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上，慰劳抗日将士。祖国如花似锦的河山，人民伟大的斗争精神，都深深地激动着她，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又增加了几分火热。返回重庆后，在不安定的日子里，白朗以日记体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生动记录这次难忘的作家访问团的战斗生活的《我们十四个》，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40年初，她创作的中篇小说《老夫妻》，作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部小说，主要刻划、描写了自私、吝啬的守财奴张老财的形象，在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血的教训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从愚昧中醒来，改变了原来的性格，积极支持抗日。张老财的转变，反映了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这部中篇的诞生是她这次战地访问的直接结果。这时期，白朗还创作了一些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进步人士。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的身分，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途中曾在川北、汉中等地屡遭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拦截、检查。稍后，罗烽化装为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同艾青、张什、严辰、速斐等人也到了延安。白朗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艾思奇为副刊主任，同陈企霞、林默涵一起工作。她曾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一个时期，任理事；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艾青主编的“文抗”延安分会机关刊物《谷雨》上发表描写罗烽于1934年入狱后，她在狱外的遭遇及苦难生活的《狱外记》，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如萧红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