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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宣示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一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
“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怒了。
自远古以来，葬礼从来都是礼仪之首，最忌擅改程式，最忌省俭节丧。古谚云，死者为尊。又云，俭婚不俭葬。说的便是这种已经化为久远习俗的葬礼之道。到了战国，丧葬程式虽已大为简化，然其基本环节并没有触动，人们对葬礼的尊崇也几乎没有丝毫改变。时当战国中晚期的大师荀子有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事生不忠厚，不敬文（程式礼仪），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薄）。送葬者不哀不敬，近于禽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见《荀子·礼论》。”荀子亦法亦儒，理论之正为当世主流所公认，其葬礼之说无疑是一种基于习俗礼仪的公论——葬礼的基本程式是必须虔诚遵守的，是不能轻慢亵渎的。
却说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的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相哭祭，愤愤声讨，号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各色密使推波助澜，卫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假父、扑杀两弟、囚居生母、逼杀仲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候书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议，多方折冲，卫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
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渲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莫胡与一班仆役执事痛不欲生地勉力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和。于是，阖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竟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两百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而招致事端，郡守只得快马飞书禀报咸阳。
吕不韦的墓地，是奔丧者们一致赞同的大吉之地。
仓促窃葬，奔丧者们无法依据公侯葬礼所要求的程式选择墓地，而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又绝不能埋葬在被阴阳家堪舆家有所挑剔的地方。就在一切议定、唯独在墓地这个最实在的事项上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鲁国名士淳于越高喊了一声：“北邙！”众人闻声恍然，顿时一口声赞同，立即通过了公议：在洛阳北邙山立即开掘建造墓地。
北邙者，北邙山也。之所以人人赞同，根由在这北邙大大的有讲究。
洛阳，是西周灭商后由周公主持营建起来的东部重镇，西周时叫做洛邑。洛邑在当时的使命，主要是统御镇抚东部由殷商旧部族演变成的新诸侯。正是基于如此重大的使命，洛邑修建得器局很大，城方七百二十丈，几乎与西周在关中的都城镐京不相上下。论地利，洛邑南依洛水，北靠巍巍青山，是天下公认的祥瑞大吉之地。这道巍巍青山，当时叫做郏山，东周时随着洛邑更名为洛阳洛阳更名，几经反复，从头为：西周“洛邑”，东周至战国、秦为“洛阳”，西汉改名“雒阳”（东汉同），曹魏再改回“洛阳”。据《水经注》引《魏略》，更名原因在五行国运之说，其云：“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氵’而加‘佳’；魏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氵’。”，郏山也更名，叫做了邙山。这道邙山，东西走向，西起大河三门（峡），东至洛阳之北，莽莽数百里一道绿色屏障。邙山虽长，其文华风采却集中在东部洛阳一段。洛阳这段邙山，时人呼为“北邙”。从东周都城迁入洛阳开始，历代周王及公侯大臣以及外封的王族诸侯，死后几乎都葬在了北邙。周人最重葬礼，选定的安葬地肯定是天下堪舆家尊奉的上吉之地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匆忙死去而来不及仔细堪舆墓地的中原诸侯，便纷纷葬在了北邙山。风习浸染，流传后世，“北邙”已经成了墓葬之地的代称。
唯其如此，北邙山得享赫赫大名，安葬吕不韦自然是毫无争议。
一番秘密操持，数千宾客在洛阳北邙山隆重安葬了吕不韦夫妇主仆，一座大冢起得巍巍然山陵一般。为迷惑秦国，主葬的田氏商社与卫国使团宣称：大墓只葬了吕不韦夫人陈渲一人，文信侯已经被迎回卫国安葬了。消息传开，洛阳民众便将这座大墓呼为“吕母冢”，以致传之后世，吕不韦陵墓仍然被叫做吕母冢。
“山东士商可恨！六国诸侯可恶！”
嬴政接报震怒不已。以法度论，纵然自裁，吕不韦也还是秦国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东士子商贾竟与列国合谋，公然在秦国郡县以非法伎俩窃葬秦国大臣，岂非公然给秦国抹黑，置他这个秦王于耻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飞车东来，路过蓝田大营，亲点了六千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意依法查究窃葬事件，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
“我王留步——”
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绾飞马赶来了。
身为特使，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初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戚戚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旧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窃葬，情可鉴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已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诚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
年青的王绾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建言，然谋国为大，臣又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瘫，吏治未整，百事待举，徒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
嬴政脸色铁青，却终于一挥手回车了。
毕竟，就本心而论，嬴政没有赐死吕不韦之意，更无威逼吕不韦自裁之心。只是在得到山东名士贵胄流水般赶赴洛阳，策动吕不韦移国就相的密报时，嬴政有了一种直觉，必须对这个曾经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须使吕不韦离开中原是非之地；否则，他仍然可能对秦国新政生出无端骚扰，甚至酿出后患亦未可知。基于此等思虑，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有意刻薄，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这个仲父阔达厚实，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不重重刺上几句，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浑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赶回禀报，业已悔之晚矣！嬴政这才觉得，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仲父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
就实而论，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旧是宾客盈门。吕不韦若坚执无休止地传播《吕氏春秋》，嬴政纵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战国之风，这几乎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势。一个力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国王，岂能没有顾忌之心？若得全然没有顾忌，除非这个享有巨大声望以致嬴政不能像处死嫪毐那样轻易问他死罪的曾经的仲父死了。然则，吕不韦心胸豁达，体魄厚实，岂能说死便死？吕不韦若是活得与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岁，嬴政的隐忧极可能还要再持续二十余年。恰恰此时，吕不韦却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来隐忧以及有可能面对的最大麻烦顿时烟消云散，可谓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结局。
这，是天意么？
乍接吕不韦死讯，嬴政可谓百味俱生。如释重负，歉疚自责，空荡荡若有所失，沉甸甸忧思泛起，痛悔之心，追念之情，乱纷纷纠葛在心头无以排解。是吕不韦以死让道，使他能够大刀阔斧地亲政领国么？果真此心，因由何在？恍惚之间，嬴政心头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莫非流言是实，吕不韦当真是我生父？不！不可能！果真如此，母亲岂能那般匪夷所思地痛恨吕不韦，将狂悖的嫪毐抬出来使吕不韦永远蒙羞？但无论如何，对他这个秦王而言，吕不韦之死，这件事本身都是难以估价的“义举”。身为秦王，唯有厚葬吕不韦，方可心下稍安。若是没有山东奔丧者们的窃葬事件，在法度处置之后，嬴政原本是要为曾经的仲父举行最隆重的葬礼的。
然则，窃葬之报犹重重一捶，嬴政顿时清醒了过来。
事关国家，唯法决之。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王”之期锤炼出的信念，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认定，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若非如此，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
百年以来，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嬴政很熟悉国史，清楚地记得：当年秦昭王立的第一个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国，吐血客死于大梁，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立即飞报咸阳。那时候，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反倒是一口声的赞颂：“秦国之法，明死因，消隐患，防冤杀，开葬礼之先河，当为天下仿效矣！”这次，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如何突然便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是针对葬礼还是秦国？若是旁个大臣客死洛阳而依法处置，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么？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秦国何以立足天下？
尽管思绪愤激，连夜东出，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
面对蒙武与王绾的拦路强谏，多年磨炼出的冷静秉性，使嬴政心头立即闪出了第一个念头：两位都是敦诚大臣，不妨想想再说。回到函谷关幕府，蒙武王绾又是各自陈说备细，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君臣三人计议了整整一宿，决意大度地处置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处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以“文信侯猝死，实出本王意外，亦致各方多生错解，情可鉴也”为根基说辞，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申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赶赴洛阳北邙山，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草草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
“此事如此告结，我心亦安矣！”嬴政长吁了一声。
“王有大度，宣泄人心，事端自平。”蒙武宽慰地笑了。
“余波一平，整肃国政便可着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