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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中提及的“防胡北进”，指防胡宗南北进。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闻此急讯，都赶到毛泽东那里。“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日！”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轻松。毛泽东的话，引起众人大笑。周恩来道：“他过去多次悬赏八万元捉拿我，这一回捉他，我们可一文未花啊！”朱德则接着说：“这次恐怕要首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中共领袖们喜形于色，唯张闻天言语不多，陷入思索之中。
这是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所知也仅限于电文中那几行字。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着手处置这一紧急事态，最初作出决定的是两件事：
第一，拟好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学良来电称蒋介石被扣问题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电》。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必须把这一突发事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电报中，转摘了张学良的来电——也就是前面所引述的电文。
第二，立即复电张学良，以求证实来电所述情况的可靠性。毛泽东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表达了他对蒋介石被扣的喜悦。复电建议，张、杨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北面钳制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复电还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和张、杨共商大计。
毛泽东最初论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抗日起义”。中共对于张、杨持支持的态度。这样，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便以这样的标题加以报道：“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红色中华》的报道，仍用杨虎城的原名杨虎臣。坚决的革命行动”。这期《红色中华》，还加了这么一条大字标语：“拥护张学良杨虎臣将军西安抗日起义，驱逐日寇出中国！”毛泽东的窑洞里，机要人员进进出出，不时送来西安密电，使他对西安突发事态渐渐有所了解。
张学良接到中共复电，知道中共拟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大喜：“他来了，一切都有办法了！”张魁堂：《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交往和友谊》，《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三期。张学良马上告诉刘鼎，准备派专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十二日夜十时，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的复电。十二日夜十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共产国际电报，报告了对于西安事变采取五点紧急处置意见——这是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措施《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
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月内实现之；
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四部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
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之成立；
五、争取蒋军全部。
毛泽东的窑洞，彻夜亮着灯。在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四时，中共中央又发电报给共产国际。电报提出了毛泽东的重要策略：“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之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一策略上的考虑，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实权派，大大小小的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表态，唯独中共保持沉默——虽说中共在致张学良、杨虎城的密电中，明确地表示支持。
中共的动作快如迅雷。十二月十三日，位于西安城东北的七贤庄一号，原本的“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牙科医院”，忽地换成了“中国抗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招牌。那里，原是刘鼎在一九三六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为了遮人耳目，刘鼎通过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德国的牙科博士来此开诊所。此人叫海伯特·温奇，犹太人，受德国法西斯迫害来华，同情中共。另外，刘鼎还指派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中夏（已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之妻夏明，以护士名义，在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刘鼎又从上海请来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来此屋地下室设立了电台。这样，七贤庄一号便成了中共在西安的重要据点。华清池的枪声一响，这里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亮出了红军联络站的牌子……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南京衮衮诸公意见纷争
与“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消息，要晚得多。据当时在南京的陈布雷十二月十二日日记所载：“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这表明，南京方面，直至十二日下午一时，尚不知西安风云突变。陈果夫只因西安至南京电报不通，感到诧异。下午三时五十分，南京方面这才收到国民党驻潼关部队的将领樊松甫发来的电报，告知蒋委员长“失踪”。这下子，南京方面才知西安动向异常。直至下午五时二十分，南京方面收到张、杨通电，这才大吃一惊，知道“介公”被扣。比起中共来，差不多晚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像炸开了锅似的，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使南京政府衮衮诸公，先是不知所措，紧接着则意见纷争。就在保安毛泽东窑洞彻夜通明之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们也于十二日夜十一时聚集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开至十三日凌晨三时结束。接着，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加以讨论。两个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
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议还决定，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会上，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陈立夫另有妙计，他以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可另辟蹊径：通过潘汉年与中共紧急联络。于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命他火速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国民党和中共在幕后建立的秘密联系，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杜桐荪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记裁缝店”里找到潘汉年，已是十三日深夜。
潘汉年随杜桐荪赶往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则已是十四日上午了。暂且按下潘、陈会谈不表，该叙一叙正在上海的宋美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当蒋介石的专机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和他同行，同住华清池行辕。此后，当蒋介石在洛阳“避寿”，宋美龄也同往。五十诞辰那天，蒋介石吹熄蛋糕上五十枝蜡烛时，宋美龄也在一侧帮助丈夫吹。十二月四日，当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由洛阳飞往西安时，宋美龄因病去上海治疗。这样，当华清池弹雨纷飞之际，宋美龄不在场。宋美龄发表过《西安事变回忆录》，内中写及“初闻”蒋介石被扣的情形：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明。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全球。骇人者有之，不明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当宋美龄从上海赶到南京，已是十三日早晨。这时，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已经结束，那四项决定已经作出。然而，宋美龄见了那四项决定，大为不满。后来她这样忆及：“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这样，南京又出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张“不流血的和平”的主和派。主和派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宠惠等。
十三日午后，一架由宋美龄所派的专机，从南京机场起飞，朝西北飞去。机上坐着宋美龄指派的特使……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就在宋美龄派出的专机、特使朝西北飞去时，由张学良派出的一架专机离开西安，朝“红都”保安飞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红军和老百姓紧急动员，修飞机场。保安这么个小县城，从未有过飞机场。张学良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决定派专机迎接。
于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块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临时机场。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转了几个圈，飞机无法降落——那临时机场质量太差了。专机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也有的文献称政治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题是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这次会议的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透过会议记录，可以窥见当时会上争论的真实情形。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