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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倒蒋”，这一见解倒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除了给保安发电报之外，也给上海的潘汉年发电报。
西安事变一发生，不仅陈立夫派杜桐荪找潘汉年，而且宋美龄也打电话给姐姐宋庆龄，请宋庆龄找潘汉年。宋庆龄约见了潘汉年。
潘汉年去南京时，在宋子文家中，会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汉年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杀蒋介石。只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潘汉年如实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见。十六日，共产国际复电潘汉年：“所见甚为正确，已致中共中央，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就在十六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起草并签署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最明确的指示。
电报原文如下：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甲，通过吸收反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合作；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不过，季米特洛夫这一电报发到保安时，却因密电码搞错了，以致译不出来。中共中央不得不于十八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检查重发”。二十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检查重发”后的季米特洛夫十六日电报。来自莫斯科的对于张学良的种种批评，使张学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报》的社论，使张学良感受到压力。十七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不得不向他就“远方政府”（即苏联政府）的态度，作了解释：“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但是，毛泽东又接着说，若远方知此事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远方”对于张、杨的态度，直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才终于转变，承认张、杨是“为了正义而起义”，这才不再抨击张、杨。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改变了对蒋策略
世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在西安事变之初，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决策上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处，两人恰恰呈“你对我错”、“你错我对”的态势：对于张、杨——毛泽东表示支持，对了；而斯大林表示反对，错了。对于蒋介石——毛泽东主张“倒蒋”，错了；而斯大林主张“保蒋”，对了。其实，细细探究起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与错，都有其原因：对于张、杨，毛泽东身在中国，深知他们，马上判定西安“兵谏”是“抗日起义”，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不明中国内情，错定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所制造”。对于蒋介石，斯大林统观中国全局，能够客观地论定中国抗日领袖非蒋莫属。
毛泽东呢？蒋介石是中共的夙敌，十年深仇，忽闻“元凶被逮”，怎不要求“审蒋”、“罢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的反应纷至沓来，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置老对手蒋介石。尤其是周恩来十七日飞抵西安之后，当夜发来电报，提出“保蒋安全”，毛泽东以为在理。紧接着，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在会晤杨虎城后，又发来一电，更促使毛泽东改变对蒋策略。周恩来在电报中报告：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周恩来这份电报所透露的最新信息，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宋美龄、蒋介石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行动，“倒蒋”将会造成汪精卫上台！汪精卫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连发数枪击成重伤之后，不得不离开中国政治舞台，出国养伤。眼下将息了一年多，正在法国巴黎。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汪精卫便收到国民党中央急电，要他迅速返国。闻蒋介石被擒，汪精卫仿佛喜从天降。倘若蒋介石被杀，汪势必可取而代之，成为国民党领袖。于是，十四日，汪精卫电复南京：“遵即力疾启程。”汪精卫在法国会见了国民党驻法使节郭泰祺、顾维钧，声称：“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汪精卫是众所周知的亲日派。一旦杀了蒋介石，让汪精卫当政，那会比蒋介石更糟——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汪将回国”这一严重的动向。
周恩来、张闻天的劝说，斯大林的电告，宋美龄、宋子文愿意和谈，蒋介石态度转变，汪精卫准备回国……这一连串的变化，终于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
这一改变，最初从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透露出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电报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然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份电报与在三天前——十五日毛泽东等十五位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报所云“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决”，已有明显不同。
这份电报意味着毛泽东已回复到他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即“逼蒋抗日”！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那孔（陕北人以孔为窑洞的量词）石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依然由张闻天主持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作报告，会议气氛却与六天前——十三日的会议截然不同。那次会议，议论纷纷，意见分歧；这次会议，众说一致，作出了明确的决策。内中的原因，如张闻天所言，“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露得）更充分”。前文曾提及，周恩来告诉过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周恩来所说的“一星期”，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十九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作出了“最困难的决定”，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西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是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内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