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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蒋介石口授《对张杨的训词》之际，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在反反复复研读周恩来发来的急电。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报告了“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一重大变化之外，还写了自己对此事的评价：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毛泽东迅即对“蒋走张去”这一重大变化作出反应。
毛泽东发出了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这一电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党内通报了“蒋走张去”情况以及他对时局的估计——彭、任：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五四九页，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三六年的圣诞之夜，蒋介石在洛阳，毛泽东在保安，都为激烈变化着的中国政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翌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改乘希特勒所赠的“容克”型专机，由洛阳起飞，朝南京飞去。四架歼击机护送着蒋介石专机。
张学良依然乘坐那架“波鹰”专机，随后起飞。中午十二时二十分，蒋介石专机降落在南京机场，飘着长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率两千多人在机场欢迎。这时，当蒋介石步下飞机，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虽说他的腰部在华清池事变时翻墙损伤，此时仍忍痛向林森弯腰鞠躬，表示感谢。
蒋介石乘车入城，沿途南京四十万市民争相观看。见此盛况，蒋介石“心中悚惭无已”。也是历史的巧合——这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毛泽东四十三岁诞辰。蒋介石刚回南京，便发表了通电——中正已于本日正午回京。两周以来，承各地同胞热烈垂注，无限感动。自唯精诚未浃，教导未周，致国家有此非常之变乱，以增我同胞之忧，内省职责，负疚殊深，应对我中央及全国同胞引咎。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
蒋中正
宥亥印
张学良来到南京，顿时成了万众关注的人物。张学良在这一天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函，也是极为令人关注的——介石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
学良谨肃
二十六日
张学良的这封信，是蒋介石要他写的。张学良并不知道蒋介石要发表此信——张学良说“否则我不写”。然而，蒋介石却在报端全文刊登了此信。后来，张学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时，作了如此说明：“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在法庭上，张学良也郑重地说明了自己送蒋介石回京，“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张学良声言：“我对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 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在报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前文已经提及，此文在南京见报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阳发表则是二十六日。此文刚一在洛阳
发表，迅即传入保安窑洞。——中共从国民党电台的广播中获悉。
毛泽东细细读罢，马上作出反应。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出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最初以《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二十九日刊载于中共机关报《斗争》上。此文后来易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收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虽说《对张杨的训词》是陈布雷代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意见，而毛泽东倒是向来自己动笔，无须秘书代劳——只是他的讲话稿要秘书整理而已。现把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剪辑编排，形成一篇耐人寻味的“蒋毛书面对话”——
毛：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毛：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蒋：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又在演戏
西安事变虽说随着蒋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戏剧性的“演出”，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
蒋介石是一位戏剧性的演员。他刚刚回到南京，孔祥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发表通电：“兹幸蒋院长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领导之下，勉效驱策，所有祥熙代院长职务自应即日卸除。”蒋介石本是行政院长，西安事变时由孔祥熙代理，这时蒋介石官复原职，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都要辞去！蒋介石要掼乌纱帽，其原因是西安事变使他太失面子。他回到南京以后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匪”！不过，蒋介石的掼乌纱帽，只是演戏而已。
他“再三辞职”，未能获准：“经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加以慰留，但给假一个月借资疗养。”这是说，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铁腕人物。
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抗日以及“今后我绝不剿共”，虽说迫于无奈，毕竟言犹在耳。回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便发表他的谈话：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伟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
这表明他对于他的不抵抗主义感到“疚愧”了。毛泽东呢？西安事变使他大大赢了一步棋。他除了公开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之外，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达了内部文件《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
这一文件还指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