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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九月四日，中共方案提交给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看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读后感：“脑筋深受刺激。”蒋介石亲自拟订了另一方案，即《对中共谈判要点》。这“要点”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方案中，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尚有诚意”，其他九条纯属“不应提出”之列。于是，蒋介石在“要点”中提出了他的四条：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亦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的方案相距甚远，使谈判变得艰难。内中，最核心的一条，依然是军队。一如往日的国共谈判，双方仍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一回，由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讨价还价。毛泽东“开价”：中共已有一百多万军队，至少应编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介石“还价”：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毛泽东的“开价”，是蒋介石“还价”的整整四倍！这么大的差距，使得双方谈来谈去，难以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价”。那时，蒋介石的军队为二百六十三个师。即使中共编四十八个师，国民党部队仍为中共的六倍。另一个问题，则是政权问题。毛泽东要求蒋介石承认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而蒋介石则一口回绝，“绝对行不通”！谈判的地点，从林园改到桂园，又从桂园改到尧庐。尧庐，即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的侍从室。谈判桌上，双方僵持。谈判桌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频频交往，倒是客客气气：八月二十九日晚——蒋介石前往林园二号楼，探望毛泽东。
九月二日晚八时三十分——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并介绍毛泽东和国民党官员、参政员见面，内中有孙科、熊式辉、陈立夫、王云伍、白崇禧、翁文灏等，还有那位提出电邀毛泽东来渝的吴鼎昌。熊式辉、白崇禧则是曾与毛泽东在战场上多次较量的对手。宴罢，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林园进行第二次直接会谈。
九月四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庆祝胜利茶会。会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进行第三次直接会谈。
九月五日晚六时三十分——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出席招待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茶会，并同观京剧《穆桂英挂帅》。京剧由重庆厉家班演出。卜道明任总招待，蒋经国为副总招待。毛泽东对京剧饶有兴趣。茶话会开始时，蒋介石致欢迎词，毛泽东致答词。
九月十二日中午——蒋介石邀毛泽东共进午餐。午餐后，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第四次直接会谈。
九月十七日中午——毛泽东赴林园与蒋介石作第五次直接会谈，赫尔利在场。……除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国共两巨头作了五次直接会谈之外，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又进行了许多次会谈。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各方关注桂园“何先生”的行踪
国共双方的每一次会谈，国共双方均有记录在案。这记录分两种，一种是当场的速记，字迹显得潦草；另一种记录，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写在竖行红格花笺纸上，显而易见是经过整理誊抄，供各方内部传阅及存档用的。中共方面是由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整理的；国民党方面，则是由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档案馆存有中共方面的记录，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陈布雷卷宗内存有国民党方面的记录，在台湾则保存着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份记录。
此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记录，专记“何先生”每日的行踪。这种记录曰《情报日报》，每日呈送蒋介石。以下是《情报日报》的作者事后回忆的大致内容：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十八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十八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就慢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全很担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三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像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五时，何先生赴某街某号访×××、×××，接着又赴某街某号访友，不知名。回到十八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内中的“十八号”，即重庆中山四路十八号，即桂园。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泽东；“老吴”则是毛泽东警卫副官朱学友的代号。透露这一内情的，是当年桂园的特别警卫班班长李介新。李介新，宪兵特务。当毛泽东移居桂园时，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少校组长杨香命李介新率一个班的宪兵特务，进驻桂园，据云是奉总裁之命。当然，蒋介石此举，也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毕竟是蒋介石请来的贵客。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重庆有个三长两短，那账总是要算在蒋介石头上的。
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也对李介新的上司、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作了如下吩咐：“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来重庆，他在渝期间的安全责任由驻防重庆市区的宪兵第三团负责，要照校长出来时的特别警卫那样采取保卫措施，以策安全。任务重大，你须特别注意，并准备少校官兵以备临时灵活使用。如果需要你亲自率领必要的官兵护卫毛先生时，由校长侍从室或宪兵司令部随时电话通知。”不过，蒋介石也很注意毛泽东的行踪，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写关于“何先生”的《情报日报》。起初，李介新为了弄清来访者的姓名，在传达室设立了会客登记簿。“老吴”发觉后，随即关照他取消会客登记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报日报》中写某男某女了。李介新的《情报日报》倒是一份可贵的实录，记载了当时毛泽东频繁的社会交往。毛泽东在山城，确实活动频繁，广泛接触各界名流。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中国青年党左舜生，国民党人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还有郭沫若、柳亚子等等，或宴请，或赴宴，或来访，或回访……很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张治中是其中一个。但张治中和蒋介石也有着深谊。
早在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之时，张治中便被蒋介石委任为军官团团长。北伐时，张治中担任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自一九三九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成为蒋介石身边要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两度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谈判。虽说张治中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国共谈判中跟周恩来建立起友谊，对毛泽东颇为尊重。正因为这样，他才让出桂园给毛泽东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亲信、宪兵第一团团长蔡隆仁，保卫毛泽东。
于是，蔡隆仁常驻桂园。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时，路过曾家岩钱剑夫家。钱剑夫是他的同乡、同学，那时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说起，毛泽东习惯于夜深工作，而且清早来桂园，喜欢外出散步，保卫工作不易做。
钱剑夫闻言，当即写了四句话：“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钱剑夫嘱，将此条子送交毛泽东。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应是“伏蟒”。钱剑夫却说，毛泽东自会明白其中含义。
蔡隆仁只得从命。奇怪，自从毛泽东看了此条，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园散步！直到前些年，钱剑夫才说出其中奥秘。原来，《易经·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于莽”。戎，即兵戎。莽，丛木。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于前两句则是陪衬。末句表达写条子者的期望。深谙古文的毛泽东，当然明白那条子的善意的提醒……不过，蒋介石毕竟做过软禁张学良之类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庆传出消息，说是蒋介石欲软禁毛泽东，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据云从蒋介石身边某某人那里传出，绝对可靠。自然，这消息不胫而走，传入冯玉祥、于右任的耳朵。他俩来了“反话正说”，给蒋介石打电话，说要请报界辟谣：蒋主席请毛泽东来重庆，为的是共商国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谣中伤，称蒋主席欲软禁毛泽东，纯系捕风捉影，子虚乌有……蒋介石一听，急了，连忙答道：“不必登报，不必登报。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不必介意道听途说！”毛泽东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作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准备，并对刘少奇作了吩咐。不过，他却也料到这回蒋介石未必敢于对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样坐蒋介石拨给他的专车，由蒋介石所派的司机给他开车……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诗”引起的“《沁园春》热”
神烈峰头墓草青，
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说，
并世支那两列宁。
这首写于一九二九年的诗，作者为柳亚子。诗中的“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墓所在地。“支那”即中国。至于“两列宁”，据作者自云，是指孙中山和毛泽东。
当时，作者正在上海，知道毛泽东在湖南举起“赤帜”，却又忽闻毛泽东遭到不幸，写下这首七绝，表示悼念。
柳亚子，江苏吴江人氏，本名柳慰高，字亚子。他出自书香门第，十岁便能写诗，十四岁起在上海报纸上发表诗作。一九一二年一月，他曾应邀到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