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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这些比喻很感兴趣，说：“打球也好，熬油也好，就是把战争引到国民党区域。回想当初，陕北已无法支持。只剩下gO万人口的陕北，要支持18万军队的粮食、草料、鞋子、棉衣、担架，还要招待俘虏。晋绥也只有200万人口，与陕北合计不过300万人口，没有办法支持这一负担。所以，我们去年8月再不进攻，西北首先要垮台，西北野战军也必将被逼过黄河。那时我毛泽东就是再要坚持也没有法子。不是敌人厉害，而是我们没得吃。”
陈毅递给毛泽东一支烟，让他续上，说：“主席，你讲道理简单，我们可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转过弯子。那时在黄河边上，中央连电连催，我们要求在惠民停留三天，做做准备也不准，真是火烧屁股哟。”
毛泽东笑笑：
“何止你们，中央当时也非常谨慎。去年8月中央讲‘反攻’，不讲‘进攻”，反攻的意思是反到什么地方不一定，’反不过去再回来。直到11月。大别山的部队统统解决了棉衣问题，刘邓一个电报，大别山巩固了，我们才说：可以叫进攻。不是自卫战争了，而是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战争的进攻。反攻是带自卫性质的，人家打进解放区，你‘反’出去，进攻就不再有限度了，一直进到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的话使在场的人为之一振。“反攻”与“进攻”，一字之差，个中却有如此不同的含义。回想当初制定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讨论，不也是如此吗？当时有人主张把“我必犯人”改为“我必自卫”，毛泽东说：不，一定要“犯人”！一个字，体现了毛泽东的不凡。
陈毅由衷地说：“主席，听君一席言，胜读10年书，真是茅塞顿开啊！当时，对战略转变，我们华野，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干脆直说，叫想不通吧。觉得不理解，怎么过黄河这个问题比妈妈死了还重要？一个同志跑来对我说：”最近这种搞法，刘邓到大别山要倒霉，现在把我们也送去，这一定要受到惩罚！‘我和那个同志谈到天亮，他还是半信半疑，临走时丢下一句：“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让历史作证吧。’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最大的顾虑是：这么强的主力，不放在内线歼敌，而派到外线跑反吃苦，今后的仗怎么打？他也是一片好心。”
毛泽东微微笑着：“好心不等于就能办成好事呢。不错，刘邓是主力部队，你华野也是主力部队。什么叫主力部队？主力部队就是要吃苦。挺进中原当然是主力的事，不能派二、三等的部队。如果主力跑去受困难都受不住，二、三等的队伍一去就完了。先念同志在中央会议上也反映：有些同志说，拿这样好的部队去拖，太可惜！但中央是狠下一条心，就是要你们拖。你们拖还能拖出来，别人拖就垮台了。我想，那些好心的同志现在大概可以想通了。”
陈毅：“想通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和蒋介石打仗，是黄河为界，举手不悔。还有的同志说：就像关公战黄忠，关公退两步来个拖刀之计，把黄忠活捉了；蒋介石是中了毛主席的拖刀之计。我们一下子进到中原，捅进蒋介石的胸膛。”
毛泽东开怀大笑：“大别山离南京很近，大别山放一枪，南京都要摇一摇。蒋介石不是要把我们赶进沙漠吗？那好，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把他赶下大海！”
毛、周、任、彭、贺、陈谈战局、讲战略无止无尽。
警卫团的战士后来回忆：那次迎接陈毅，小饭厅的灯亮了半宿。
l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月中央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入
即便是这样高级别的会议，有一个极端机密的战略问题也没有拿到会议上。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几个直接有关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毛泽东对陈毅谈了。
这是一个魂系战略全局而又应由陈毅和粟裕全力承担的大问题——向江南做战略跃进，继大别山跃进之后第二次跃进！
这并非毛泽东的突发奇想，“两个跃进”是他的一个构思整体。
此前陈毅已得到毛泽东电示：“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陈毅亦在复电中屡次报告：“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作战。”
新的战略跃进需要陈毅、粟裕承担。
伟大的战略远景展现在陈毅面前。
安徽临泉河南新县1948年2月1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前指”、“后指”分开已经52天。
将近两个月，刘邓分手而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分开，无论是发给中央的，还是各大战区的电报，仍和以往一样签署着密不可分的“刘邓”二字。
第2纵队在掩护第10纵队西去桐柏之后，为了向外拖散敌人，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潢川、固始，吸引已南下进入“前指”所在的新县、商城地区之敌第48、58师匆忙回救。待两敌行将逼近时，第2纵队又自固始分路插向皖西，歼敌第46师一部，迫敌继续东调。进入1948年1月，陈再道再次利用敌人欲寻刘邓主力决战的心理，率部忽东忽西，将敌第10、11师等部一直牵至淮河以北，尔后又突然渡河折回淮南，再次收复光山，并在商城洪店子地区予敌第11师以重创。如是，拉着敌人走了一个圆圈。
与第2纵队行动同时，分驻皖西太湖、霍山等地的第3纵队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大踏步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演川、固始地区，先后三次摆脱敌第7、28、48、58、46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18天，行程千余里，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散的艰巨任务。
第6纵队在敌“清剿”开始后，部队分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副政委鲍志先带领第16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心地区，清除土顽，掩护根据地工作；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员韦杰则率主力辗转于鄂东，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战宋埠，袭广济，打黄肢，直逼拱卫武汉大本营的黄（陂）、麻（城）防线，迫敌疲于奔命。
杨勇率领的第1纵队在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过淮河、汝河，攻下汝南，又配合陈粟、陈谢集团完成了平汉战役，迅速协同豫皖苏区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余个县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4分区，填补了淮西地区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第10、12纵队开辟的江汉、桐柏根据地也已巩固，使汉水和淮河继黄河之后逐步变为解放区的内河，为日后大规模展开的中原作战创造了自然地理和人力物力的条件。
假若把所有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伯承昨晚离开临泉县张庄，行程60里到达韦楼。此时，敌人主力已北渡淮河，企图再次“围剿”，其便衣特务已接近野战军司令部的后卫部队。
刘伯承本来有一匹马，但天色漆黑，崎岖不平的小路又覆着积雪，那马一步一个趔趄，刘伯承只好下马与战士们一起在雪地里跋涉。警卫员几次抬来担架，都被他拒绝了。
天色微明，刘伯承立即指示架电台。
自从和邓小平分手后，刘伯承竟把他多年的习惯改了：每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问天气、问敌情、看地图；无论行军新到一地，还是清晨起来，头一句话便问：“邓政委在哪里？”“他的周围有多少敌人？”“我们部队离他多远？”有时电台难以沟通，他就亲自守在电报机旁。一旦收报机传出大别山的信号，他便俯身凝神细听。
在韦楼的“后指”和在新县的“前指”电台沟通。
参谋向刘伯承报告：“邓政委现正在电报机旁。”
“好。赶快告诉邓政委‘后指’所在位置，然后报告我们掌握的敌情。”
经过整夜的行军，刘伯承还没有倦意。他在屋外站了几分钟，一任寒风拂面。又转回来，说：“最后，问邓政委好。”
同一时刻。新县境内。“前指”。
邓小平守在电报机前。发报员敲发出了最后一组密码。邓小平说：“告诉司令员：我好。问候司令员。”
窗外已是霞光满天。
邓小平是前天进入新县县境的。他要在这里为鄂豫二地委作个形势报告。
快到春节了，村子里已经有了过年味儿，不少人家在杀猪宰羊蒸年糕，贴上红红的对联和门神。
一户人家的对联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他驻足看了几遍，忍不住笑了。
对联左右对仗：大别山纵横南北，蒋介石不识东西。
横批：红军必胜。
邓小平自语道：“‘识’与‘是’，这个谐音很有意思。”
前面有一个水塘，一群战士正踩水车往外抽水，有几个人还用脸盆淘。水塘里的水已经基本抽干，一条条鱼在淤泥浅水中蹦蹦跳跳。
邓小平停下来问：“这个水塘是谁家的？”
战士们干得正欢，头也没抬：是口荒塘，没主。
邓小平又问：“那么，打下的鱼准备怎么办？”
一个战士抬头见是邓小平，慌忙招呼大家停下，说：“报告政委，这确是荒塘。我们问过，都荒废很长时间了。快到春节，我们……我们想改善一下伙食。”
邓小平：“查清了就好。自力更生，准备年货，这也很好。但你们想过竭池而鱼有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都摇头。
邓小平说：“过了春节，群众就要开始春耕了。大别山上的每一滴水都很宝贵。请你们捉完鱼，再把水塘蓄满，留给老乡种田时用。”
战士们都说：保证把水池蓄满。
走过荒塘，就到了临时会场。
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
邓小平笑道：“同志们都很辛苦。春节快到了，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会场响起掌声。
邓小平接道：
“咱们中国老百姓过节都讲个吉利。我今天就是来讲‘吉利话’来的。有同志问，我们反攻究竟取得了多大胜利？毛主席说了，自反攻以来，歼敌69万。这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加上12月歼灭11万，总计80万。自进到大别山以后，9月至12月，我们并未大打，也打掉了敌人五个旅，歼敌5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大。中央分配作战任务，第二年再消灭敌人96个旅，每月分配我们两个旅，我们算是完成了任务。陈粟、陈谢、东北的战果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1000里，开创了三大解放区，人口多了4500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战术也展开了，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
邓小平分析全国战局，揭示敌人在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最后做了结论：
“我们要看到两点：一，基本的——敌人是防御的；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我们把它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总之，胜利不是遥远的2”
2月7日，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