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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设在一个新支的帐篷中，布置简单而严肃。在长方形帐篷正中，拼在一起的五张方桌上铺着军毯，周围摆了两排长凳；对着门的大会主席位置上有一把椅子，主席位置后面的墙上并列着用纸做的朝中国旗。
17个战俘营的43名代表围坐在四周，老孙坐在主席旁，我挨着老孙，三位朝鲜女代表依次挨着我们。主席正对面的位置是给杜德留着的“被告席”。
大会选出了人民军的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并一致推举志愿军的孙振冠教导员为副团长，接着讨论和通过了大会议程。
杜德将军被叫了进来，他的步履有些艰难，低着头走了进来。主席宣布大会第一项议程，要杜德将军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杜德简要交待了政策：“我们允许你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于是，各朝鲜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当李承晚侵略北朝鲜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子战的试验品。
敌人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被揭发出来，列举的事实都是有时间、地点、有真名真姓的。代表们愈揭发愈悲愤，声泪俱下！有的事实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有些比我们更甚啊！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恨剧烈地燃烧着我们的心，真想握紧拳头向杜德那肥胖臃肿的脑袋上狠狠砸下去！
而杜德，这个曾经忠实执行了白宫罪恶政策的家伙，在铁的事实前面，惶恐地低着头，他大概是害怕我们充满仇恨的目光吧，我看见他摆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好几次，朝鲜战友用拳头砸在桌子上问他：“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他惊慌地站起来说：“我接任不久，不十分了解战俘营过去发生的事！”说完不敢坐下。
大会主席叫他坐下，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想用你们对待俘虏的手段来对待你。我们尊重你的人格，决不会给你任何侮辱。但，你也要尊重自己，作为美国的将军，应该是有勇气承认事实的。”
杜德显然有些感动，深深地点着头坐下了。
从上午到下午，控诉大会在极为悲愤的气氛中整整进行了六个钟头。会后，为了更有力地控拆敌人的罪行，我们要求将我们的秘书长黎子颖和朝语翻译柳一同志接来参加大会。
杜德立即打电话命令照办。老黎、老柳很快就被送来“76”。我们连夜做了系统发言的准备，我把发言稿子先译成英文。
第三天，4月9日上午，控诉大会继续进行。脸色有些发灰、眼睛大概是由于失眠而发红的杜德被带进会场。大会主席请我代表中国战俘发言。
我站起来，扶着桌子，好久说不出话。我似乎又看见了死难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又听见了他们在英勇就义前愤怒的呐喊。我在内心呼唤着：“战友们！今天我是在替你们向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血泪控诉啊！”
我从敌人怎样阴险地在中国战俘营内利用叛徒特务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谈起，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
我揭露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如何将李大安、王顺清等战场投敌的叛徒数十人送往日本东京进行特工训练，带他们逛妓院、下馆子以奖赏他们对祖国的背叛；又怎样将这些败类送回战俘营，任命他们充当集中营内的联队长、大队长、警备队长等等俘虏官；发给他们匕首、棍棒成立起集中营内的警备队，作为镇压战俘的打手；唆使他们在集中营里采用欺骗、利诱等卑鄙手段发展反动组织，以对战俘实行特务控制；又采用罚跪、罚爬、罚饿、罚苦工、吊打、灌辣椒水，甚至将人裸体放在有玻璃渣的汽油桶内来回滚动等酷刑，用以镇压战俘们的反抗和有组织的地下斗争。
我着重指出：尤为卑鄙、阴险的是美方指使叛徒们用极其恶毒的政治陷害手段来迫使战俘们不敢回国，诸如强迫战俘检举党、团员、干部，强迫党、团员集体写退党、退团声明，强迫战俘集体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强迫战俘写血书要求去台湾、写信辱骂领袖，直到强行在战俘身上刺下永远去不掉的反动字样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我愤怒地控拆美军当局在最后要进行“志愿甄别”时，又唆使叛徒们来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让他们先搞一次假甄别，把一些敢于表态回国的战俘事先骗出来加以残酷折磨、惨杀，造成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以致使许多人在真正进行甄别时，不敢表达自己回国志愿。
我的控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也仅只是扼要的叙述，一年多来敌人对我们犯下了多么深重的罪行啊！
当我谈到烈士们的壮烈牺牲时，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忍不住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什么叫做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强迫我们服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吗？妄想！完全是妄想！”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我抑制不住年轻人的泪水，我急速转过身去。会场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那位懂得英语的贞玉姬同志，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
杜德在我的整个控拆过程中一直低着头。这时，他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他说：“我，我有责任。”
没有人答理他，会场仍然笼罩着可怕的沉默。杜德有些胆怯地往两旁斜视一眼，又低下了头，等待着新的愤怒的爆发……
老孙站起来对他说：“我们清楚，你作为一个军人，要服从你的政府的命令。对于你犯下的罪行，我们并不认为你本人应负全部责任。但我们希望你能从中真正认识到你的政府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老孙停顿了一下，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愤怒，又说：“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要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然而，我深信美国人民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我将这些义正词严而又通情达理的话翻译给杜德听时，杜德不住地点头。
“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席话。我愿意尽力弥补我的过失。”杜德的声音带着颤抖，我感到老孙的话可能真正打动了他。
杜德认罪
下午，代表大会起草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书》和《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认罪书》。两个文件列述了他们执行美国政府的意图和在战俘营犯下的各种罪行。
同时，大会经过研究，提出了四项释放杜德的条件，准备第二天一早送交新任巨济岛战俘营总管柯尔逊准将。四项条件是：
1、立即停止你的军队的野蛮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大量虐杀、机枪扫射战俘以及用战俘做毒气、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等试验的做法，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2、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万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4、立即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本代表团在得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满意的书面答复后，将把杜德将军引渡给贵方。我们等候热情而诚挚的答复。
下午，研究了杜德目前的思想状况和让他在认罪书上签字可能产生的顾虑，决定当晚由代表团长单独和杜德谈判关于签字的问题。目的在于使他进一步认清目前朝鲜和谈形势，了解我们的斗争决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为了争取消除阻止和谈进展的唯一障碍—“战俘问题”，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以减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伤亡和战争负担，并为早日实现全世界渴望的和平做出贡献。通过会下的思想工作，动员他抛开个人顾虑和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一进程，同时决定明天举行全战俘营的静坐示威，促使他下决心。
第四天，4月10日早上，我们送出了给柯尔逊的《朝中战俘代表团关于释放杜德将军的四项条件》的函件，同时举行《认罪书》签字仪式。
大会正要开始，东京盟军总部派来处理杜德事件的波特纳准将来到巨济岛，并立即要求和杜德将军通电话。电话就在会场里，离我很近，波特纳准将军在电话中的声音听得相当清楚：
“我是司令官波特纳准将，我请杜德将军接电话。”
主席老李同志听了电话示意杜德过来，将话筒递给了他。
“我是杜德，请您指示！”
“啊！杜德将军，您好！”
“您好，波特纳将军！”
“我从东京带来了您的夫人，她要我问候您，她老是啼哭！”
“请告诉她，我很好，不必惦念！”
“将军，请告诉我，他们真的没有伤害您、侮辱您？我十分担心。”
“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自己原来也不相信他们会尊重我的人格。但现在，事实使我不能不相信这一点。”
“啊，这就好了，上帝保佑您，尽管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还打算扣留您多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帮助您？”
“我不知道，我想代表大会结束后，大概会释放我吧。您唯一能帮助我的就是让代表大会顺利结束，不要强迫他们。”
“唔，好吧！我将一直不离开电话，我准备随时为您效劳。”
“谢谢您的关怀！我想我们不久就能见面了。”
“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好，再见，将军！”
“再见，将军！”
从杜德的答话和口气来看，昨晚代表团长对杜德的思想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预感到今天的签字仪式将是比较顺利的，但我们仍然做了还要有一番激烈交锋的思想准备。
我们请杜德听取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认罪书》内容，并说明允许他提出不同意见。
杜德请求阅读文件全文。仔细读完后，他对某些用词提出了一些异议，认为那种提法有损他的国家尊严，希望我们考虑修改。
代表团长们交换了一下看法，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尽可能做了一些非原则的让步。
最后，他听完了修改稿，点头表示同意。我们便重新誊清了这份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文件，放在他面前请他签字。
杜德将军换上花镜，抽出钢笔，再次仔细阅读文件。读到某些地方，他停了下来，眼睛离开文件，长久地思索着。看得出来，他尽管有所准备，然而，思想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他当然很清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对他的政府将带来难堪的后果，更清楚对他个人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但是，几天来他听到的、见到的一切，一定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当然，他也要权衡拒绝签字的得失。
最后，他直起腰来，靠着椅背向前凝视着，又取下眼镜，擦着镜片，深思着。全体代表都默默地看着他，屋里静得可以听见杜德粗重的呼吸声。帐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