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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当成敌人的走狗呢？我最好等见到团里的首长请示之后再行动。可空等下去会不会丧失时机呢？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立即去争当大队长。
第二天，我转到位于营门口的泰勒上尉的办公室。泰勒看起来有50来岁，不像军人倒像个和善的老头。我尽量自然地用英语对泰勒说：“哈罗，您好！泰勒上尉。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以减轻您的辛劳！”
体格健壮、脸色红润的泰勒抬起头来，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一样惊住了。然后摊开双手说：“怎么搞的，你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位英语说得这么好的战俘！”
“我一直在卡片登记科为您效劳，现在工作量很少了，以致我想我快要失业了。另外，我还希望最好能说说英语，以免错过一个能增强我的口语能力的机会！”
“等一等，你先坐下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是怎么学会英语的？你是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泰勒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又把曾对布鲁克斯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上身往后一靠说：“哦，哦，你想有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你肯定会有的，只要你在我手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翻译官了！不，等一等，对了，现在这一批战俘过几天就要送往对面战俘营在那里等待去巨济岛了。你立即为我建立一个新的大队部，你来当大队长。”
我故作为难状说：“大队长！我担心我干不下来。我从来只执行军官们的命令，还没有指挥过别人呢！”
泰勒不屑地一摆手说：“有我呢，谁要敢不服从你，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那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还是只当你的翻译算了！”
我谦虚地说。
“不，你一定行！”
“我尽力而为吧！”于是，我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真的当上了这第10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
当天，我就找了方向前担任我的大队文书，并请他替我物色了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等，组成了大队部。在第一次大队部会议上，我宣布了“根据泰勒上尉指示”必须遵守的两条规定：
（1）不得打架骂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讲同胞兄弟的团结互助。
（2）不得搞贪污，搞特殊，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随后，我又请管总务的美军少尉布朗领我前去“视察”伙房、清扫队。我请少尉做指示，少尉强调了饭要做好，卫生要搞好。我在翻译时则趁机补充了上述两条规定，并明确说违反规定者将立即解除工作，送往巨济岛去。
在用这种策略建立了我的权威之后，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核心。这要求我首先深入了解我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该怎么做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好主意。
方向前为我挑选的通讯员小刘，卫生员小夏，管理员小李都是四川小鬼，只有原来就在清扫队担任翻译的曹友是湖北人，是个“老”战俘。
据方向前介绍，曹友脑子受过伤，有些疯疯癫癫的，这首先引起了我的警惕。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开始给几个小鬼讲故事，从《安徒生童话》到《一千零一夜》，我观察他的反应；后来又教他们唱民歌，唱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插曲。
一天，我已睡下了，曹友拿着军毯挨到我身边躺下，轻声地要我再唱唱歌剧《刘胡兰》、《白毛女》插曲。我轻声地唱了几首，忽然听到他低档的抽泣声，便问他怎么了？
他沉默了好久说：“你唱得太好了，这些歌使我想起在祖国的自由幸福的生活，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作为侦察员深入敌后抓“舌头”被敌人发现后，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头部受重伤被俘的详细经过。
“多么好的同志！”我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于是我详细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必须与叛徒斗争、团结教育难友、坚持革命气节的任务以及秘密建立爱国主义小组形成斗争核心的措施。他听了非常兴奋，说：“你消除了我心里的苦闷。我就跟着你干了，给我分配任务吧！”我布置他继续装疯卖傻掩护自己，以便接近“G－2”特号里的叛徒们，了解他们的活动内幕，为我们下一步与他们开展斗争提供情报。
用同样的办法，我分别和大队部的几个小鬼谈了心，发展他们为爱国主义小组成员
掩护政委
一天曹友带领清扫队到“G－2”特号掏粪，忽然跑下来把我单独拉到一个空帐篷里，说：“你们师有位叫王芳的团政委正在‘G－2’受审讯，叛徒们奉美军情报官员的指使正在残酷地析磨他，想迫使他说出军事机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救他！”
我想了想，便在香烟盒上写了两句话：“您已得了痢疾！赶快要求到医务室看病！明天上午我等您，您的战士。”要曹友想办法把字条偷档塞进单独拘禁政委的帐篷里去。曹友回到“G－2”特号后，和叛徒们嘻嘻哈哈闹着要去看看共产党的大官。叛徒们就陪他进去了。他看见团政委蓬头垢面，裹着床破毯子，佝偻脊背，闭着眼坐在草垫上，便说：“这哪里像个团政委！恐怕是个炊事班长吧！”叛徒们哄笑起来，出门时他走在最后，把字条从背后扔在帐篷里。
“是哪个团的政委呢？不会是我们团的赵政委改了名字吧？”
第二天，我站在医务室外面等着“王芳”团政委下来看病，心里总是想着这个问题。
早上九点钟左右，我看见两个狗腿子押着一个行动艰难的老头儿走下来了，那样子有点像赵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细一看，原来真是我们团的赵政委！
狗腿子们先向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大队长，您在这儿看病哪？”
“这是谁？还麻烦你们送来看病！”
一个狗腿子说：“嘿，是条大鱼！”
“什么病？”
“他今天一早就喊肚子痛，尽往厕所跑，看来是吃多了，哈哈！”
“好吧，你们在外面歇会儿，我带他进去看看是真病还是假病！”说完扔给他们一人一支泰勒上尉送给我的“金骆驼”牌美国香烟。
我把赵政委引进了医务室，又领进用白布帘隔开的检查间。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转过身来紧紧地用双手握住了赵政委的手，看着他变得十分苍老衰弱的脸，我心里说：“我的政委，你受苦了！”在敌人集中营内重逢的痛苦和对我的团党委书记的担心与思念，使我不禁流下泪来。政委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们好一阵相对无言。我擦干泪低声说：“政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先送您到伤病战俘集中营去养伤治病，我会去看您的。”于是我把他引到崔成哲医生桌前。
崔大夫见我领了“病人”来便会意地点点头，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然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在诊断书上写了“病毒性痢疾”的诊断。在他报告了泰勒上尉之后，特别害怕传染病的泰勒立即摇电话要救护车把赵政委送进了伤病战俘集中营。在那里，中朝难友们经过共同艰苦斗争，已经迫使坏蛋们请求“病愈出院”，从而掌握了营内管理权。赵政委总算暂时摆脱了叛徒们的控制与迫害。
过了几天，我带着掏粪队来到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见到了赵政委。这时，他已经理了发，换上了病号服，显得精神多了。
在他的行军床前，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被俘经过和被俘后两个月来的情况。最后，我拿出由我起草，方向前、曹友等同志共同研究了的爱国主义小组的章程向他请示。
政委看了很高兴。他深沉地看着我说：“敌人可以俘虏我们的肉体，却夺不走我们的革命精神，我相信咱们部队的大多数战士和绝大多数党员不会叛变。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主动积极地跟敌人斗，和叛徒斗，我的信心更足了。你们就坚决地干吧！我支持你们！”然后就一些具体斗争策略给我做了详尽的指示和建议。
我是多么激动呵！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以后，我就经常自己带队去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掏粪了。
使我十分高兴的是我在第三收容所还碰到了闹胃病住院的姜瑞溥，我的第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刚两个来月没见他，他似乎一下变成大人了。他告诉我他在第三收容所已经发展了两名小组成员，告诉我在各个伤病战俘收容所里，中国战俘表现都不错，特别是我们师的连级干部李喜尔和韩子建挖地道出去和游击队联系，被鬼子抓回来毒打都没有屈服。我听了很高兴，要他好好向这些党员干部学习，并告诉他我的团政委已来到这个收容所。随后，我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政委，请政委直接领导他斗争。
女难友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午休，泰勒到大队部帐篷里来喊我：“快起来，张，你们的一个女兵送来了，赶快去替她登记卡片。”我一翻身爬起来急忙跟他走出去。走到半路，他又停下来说：“等一等，你去叫布朗少尉，从我的日供应餐里给你一个罐头带来，你该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女同胞哩！”于是我跑到布朗住的办公室拿了一筒罐头就向泰勒的办公室赶去。
一进门果然靠桌子站着个姑娘，顶多有十六七岁，尽管穿着一身志愿军的男军装，也没有长发露在军帽的外面，却掩盖不住她少女的窈窕身姿。这又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难以想象单独一个女同志怎么度过战俘营里艰难而又阴暗的日子！
我把土豆牛肉罐头打开，泰勒又亲自冲了杯炼乳放进一块方糖，一齐送到她跟前。我亲切他说：“你先坐下吃点东西吧！”她看看我，坐下来急切地吞食。等她吃完，我一边问她一边替她填写战俘登记卡。原来她叫小丫，16岁，四川人，是我师卫生队的护士。我问她怎么刚被俘？她告诉我她病了，没跟上突围队伍，5月底就躺在担架上被俘了。好在她头发已剪得很短，又穿着男军装、敌人没看出她是女孩子，在前方医院里病好后就女扮男装帮助照看伤病战俘两个月。后来还是被敌人发现是女的，就被送来了。
“和你起被俘的还有其他女同志没有？”
“当时和我起的还有三个女护士，敌人一来都冲散了，不知她们是不是也被抓住了？是不是都送来了？”我告诉她到现在为止只来了她一个。她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我赶快说：“别哭，别哭，别让美国鬼子笑话！你并不孤单，我们大家都会关心你的！”
这时泰勒嚷了起来：“你怎么使她伤心了！告诉她，战争一结束她就可回到她妈妈身边了！现在你带她到女战俘营去吧！”于是叫了一个卫兵押送我们两个去女战俘营。
路上，我把泰勒说的话告诉了她。她低下头说：“我从小就没妈妈了，我是跟婆婆（祖母）长大的！”呵！还是孤女！我轻声告诉她：“朝鲜女同志们都很好，会待你像亲妹妹一样！你要好好向朝鲜大姐姐们学习，学会说朝鲜话，唱朝鲜歌，学习她们的斗争精神。等到和谈签字了就可交换回国了，再苦你也要坚持下去！”她听话地点点头，又抬起泪眼对我说：“你可要常来看我啊！”我肯定地点点头。
我们到了女战俘营，一下就被朝鲜女难友们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她。一位戴着“大队长”袖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