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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是一个不十分可信的见证人，据他说当时问题十分严重，而且由来已久。他认为，遵义会议后不久，人们便开始对毛的领导感到本满。娄山关一仗的胜利起了缓和作用，但不满情绪并没有消失。他声称，洛甫和林彪曾指责毛“在敌人面前逃跑”，是“军事破产”。还说彭德怀和杨尚昆将军也“基本同意”这种指责。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情况有这么严重。看来可以肯定，由于李德与毛不和，他夸大其词了。李声称洛甫曾向他暗示，希望组成一个新的三人领导班子——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李德说博古所害怕的是红军会被挤到西藏或缅甸一带去。
一天，李德意外地发现，毛要找他谈谈。毛承认局势严重，但确信最终会渡过金沙江。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带领红军取道西康和青海前往新疆，向苏联请求援助。
毛挽救了红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同贺龙和肖克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还在转移中，离开遵义以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通讯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这些问题。他曾和一些指挥员讨论过这些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级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参加议论的还有参谋长左权、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罗瑞卿和高级参谋朱瑞。
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
林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
林说：“在此情况下，部队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毛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聂荣臻激烈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林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负责作战。
据聂荣臻回忆，彭断然拒绝了这一意见。彭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说，他在会理会议时看了林的信。彭说：“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他指出，林指挥的第一军团和他指挥的第三军切常在统一指挥下行动。
由于人员减少，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从三个师的编制减为两个师，第三军团从二个师减为四个团，第五和第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
毛决定从中央直属队中裁减人员，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后，邓调往第一军团。代替他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瘦小的刘英，她兼作“中央直属小队”的书记。这一调动成了刘英一生的转折点。这种工作她以前从未做过，作为小队成员的洛甫给了她很多帮助。他教她如何整理会议记录，如何查档案，如何起草命令。刘英在莫斯科时就认识洛甫，当时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而洛甫是该校的教员。他们回到中央苏区后，刘英偶尔能见到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洛甫。她以前说过不想结婚，不愿意“被孩子拴住”，此刻两人却开始接近起来。当她在一九八四年回顾那些日子的时候，不禁笑出声来。她说：“毛主席当时常常开我俩的玩笑。”不过她和洛甫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更大的进展。
拿到会理会议上来讨论的还有一份材料，那是一份由刘少奇和杨尚昆将军签字的电报，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遵义会议后刘去了第三军团，彭德怀常同刘少奇交换看法，这些建议就是来源于他们当时的谈话。彭的看法是，红军疲劳，国民党部队也疲劳，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计划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的好时机。
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付了过去。他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彭德怀当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这件事后来给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带来了不幸和严重的后果。当时，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会议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毛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一旦过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就有希望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他们不知道第四方面军的确切去向，而且也许还不知道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边界的根据地，正在别处行动。两支部队之间最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无线电联络似乎从一九三五年初，一方面军在贵州一带行军起就中断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行动，也知道对方活动的大概区域，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没有人对毛的决定提出异议。李德记得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大家一致感到目前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责备。他们面前的困难够多的了。
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会理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缓和了遵义会议以来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人私下表示了和林彪类似的看法，但是没有人发言反对毛，毛借此机会向到会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又传达到部队的指挥员和干部、战士中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就下一步如何行动作出坚决而明确的决定。毛提出的向北穿过彝区、越过大渡河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红军知道会遇到困难，因为无线电侦听到的消息表明，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部队。红军又要开始和时间赛跑了。
从会理到大渡河距离大约一千里，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三百英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有五百英里长。这条路一大半和从皎平渡经狮子山到通安和会理的路一样，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
下达的命令同以往一样，抢在蒋介石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五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天公还算作美。五月中旬的四川，春色正浓。群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盛装，几百尺长的山坡上到处都是杜鹃花，大片大片的蝴蝶花正在怒放，看上去犹如蝴蝶张开了蓝色的翅膀。空气中充满了夹竹桃和玫瑰花的清香。这里简直象天堂一样美，无论是一九八四年还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路过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多少红军老战士记得当时山间的美景了，但他们都记得，红军翻山越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群众打着旗子向红军欢呼，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的群众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红军多数在夜间行军。这时他们似乎已在国民党飞机搜索的范围之外。当红军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到达四川中南部的冕宁时，他们已经连续八天夜行军，行程五百五十里，完成了去大渡河一半以上的路程。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菜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政工人员提前到达，为安排这次热烈的欢迎场面做了准备。
部队在大街上露宿，以解除行军后的疲劳。有些人去了天主教堂，受到中国神父的欢迎。教堂里有五名避难的外国传教士，文彬政委劝他们留下来，并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消息。
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
到达冕宁意味着红军已接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这就是许多汉人称之为“倮倮”的地区。“倮倮”是对住在这一带的彝族的蔑称。这些汉人不知道，彝族远在汉人到达之前就已来到这里，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民族中的一支。长得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外表同汉人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迷信魔法和鬼神，信奉黄教。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还不完善。他们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不是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说几百年前就已存在。发达的汉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这种心理。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种点玉米、小米来糊口。他们穷得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堪的斗篷，妇女只有—、两身破衣服，孩子们则什么也不穿。后来，他们又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压迫。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他们念过咒，施过魔法，放过滚石，射过毒箭，也放过从国民党游哨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他们甚至用神奇的泉水当武器：离冕宁不远有一股神秘的山泉，只有彝族人知道这股泉水。水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彻底破坏人的声带系统。这种水类似笑气，能使人大笑不止。彝族人用这种水对付过敌人，使他们狂笑致死。彝族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彝族人分成“黑彝”（贵族）和“白彝”（奴隶）。白彝常常不是彝族本族人，而是俘虏来的汉人、苗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种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任何人不准越雷池半步。黑彝妇女和白彝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个黑彝妇女就要处死。如果黑彝男子这样做则要罚一大笔钱。人们外出必须带把刀或带付弓箭，或带支枪，没有人敢不带武器外出。抢劫东西被认为是件光荣的事，抢汉人的东西更是如此。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社会的生活。
红军对少数民族执行了开明的政策，非常尊重体谅他们，希望这样能够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在红军进入彝区之前，毛泽东在冕宁已向红军领导人就此作了说明。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因为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毛在这里把部队分为几部分。一部分红军直奔正北面七十英里以外的安顺场，那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另派了一支牵制性的小部队定小路迅速赶到越西，然后直插南面的大树堡，渡河处对面的富林镇。据说国民党在富林镇驻有一支小部队。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主力部队准备翻过湘山插向安顺场。先头部队是第一师第一团，肖华率领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还配备有一个工兵连，带了不少在冕宁搜集到的架桥材料、木板、绳索、托梁和滑车。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先头部队到达彝区边上的大桥镇，距离冕宁已有十五英里。
这天的天气是晴间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