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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宫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在部队集中起来后，召开了政治局、中央委员及高级指挥员的会议。政工干部分别向所在部队讲话作宣传。毛本人也在早晨六点钟向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的军、政干部会议讲了话。他讲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陕北根据地的问题，讲了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从根本上加强纪律等问题。政委们当天就向部队传达了这一讲话。根据各种回忆录说明，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第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一年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此时，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这种想法在最后一千里的长征途中举行的集会上和毛的讲话中已见端倪。正如他在哈达铺所说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两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点钟，这支红军队伍在毛和彭德怀率领下（ 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前第一军团剩下的部队 ）向北进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里，又进一步进行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广场事先搭好了一个讲台，四周红旗飘扬。驻在城里的所有部队都集合在这里，杨尚昆、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参谋长叶剑英分别讲了话。他们高唱《马赛曲》，会后举行了这个城镇空前盛大的宴会——大小盘子中盛满了猪肉、牛肉、鸡肉；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李克农和袁欣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术。
红军向北疾进。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并不严重。一天下午，他们越过西（安）兰（州）公路， 翻过高达一万一千英尺的六盘山，然后在山的另一边宿营。
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 ”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
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 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这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那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二十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人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四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上午七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三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 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刘志丹赶回陕北老家保安。他父亲是保安的一个小地主（旧照片上的刘家大院远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佃农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他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一九八四年时七十七岁，仍住在吴起镇。他回忆说，那一年刘志丹二十六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
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 ？”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刘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陕北地下党委的成员。
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战士袁耀秀这样的描述他。
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辩证法政治说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者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入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育为人类求生的又—史诗。程子华从江西出发，途经汕头、上海和汉口，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来到了二十五军。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相和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南。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战斗非常激烈。程子华一九三零年时左臂曾受伤，他习惯于用右手托着左胳膊。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象爪子似的右手 ）。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