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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台。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斯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斯蒂芬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叶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
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