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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该说几句了，因此我站起身，此时火车正驶过一片乡村，穿过金色的田野，田野里零星堆着一垛垛干草。
“这个星期非常愉快，”我说。“我们不知道星期天将发生什么，但是，即使我们星期天不是第一，今天却是。而没有你们大家，这就完全两样了。”接着我看到了泰勒。“我真的认为我的发型很成功。”还有卡琳，今天34岁。“生日快乐，卡琳。”躲在她后面的那不是威尔吗？
“忘了‘阿曼尼’，忘了‘范思哲’，我们有威尔。”
那么酷。
“伊维萨岛太糟糕了，我们很难过，谢谢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德文郡太棒了，确实，这所有的一切铸就了我们的成功。没有你们大家，我们做不了。”
接着我们都鼓掌、欢呼，戴恩又把CD放回了播放机。
《心神迷乱》。
我一路睡到伦敦，在我妈妈的车后座上，我和门把手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无论第一还是第二，我都得把我的歌交给世人。有许多比我更有才华的人还在领取失业救济金。
和“真步者”一起做宣传，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不能像往常一样有很多时间和布鲁克林在一起。自从我们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露易丝让我做起每一个年轻母亲想和她的孩子一起做的所有那些普通的事情，比如游泳和去公园喂鸭子。我多么想时时刻刻都和他在一起，以弥补我失去的时间，但是，让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是不行的，所以，经常我只能把他留在家里。
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母亲都要工作，我知道她们都像我离开布鲁克林时一样内疚。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都很难处理。至少现在我的事快要结束了，生活不久就会恢复正常。我真幸运布鲁克林有如此好的祖父母，还有露易丝——我无须把布鲁克林托付给临时看护或其他什么人。
即使是这样，这也是一件工程巨大、很费力的事。带孩子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
星期六早晨，CD：UK公布我们是第一，我和戴恩去把那个小奖品领了回来，但是我仍然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星期天，我去了曼彻斯特。尼克·拉斐尔说一点钟他就能知道结果了。12：15，我在卧室里——大卫的姐姐正帮着我做头发——我听到厨房里的手机响了，这是公寓里惟一能接收到信号的地方。乔安妮还在用发钳将我的头发拉直，因此大卫去接了电话。接着他走回来，我在镜子里看见了他。
“是尼克。”
他停顿了一下，想着说些什么，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他说你们拿了第二。”
“相差多少？”
“对不起，宝贝儿，我没问。”
这件事可以等一等。
那么我感觉如何？我一半的身心感觉到我已经让每个人失望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那些和我们一起在全国到处奔波的人们，那些出门拿出他们的零花钱买唱片的歌迷们。但是，我的另一半感到非常骄傲。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其他姑娘我自己的唱片能取得成功。一周内卖了180，000张，名列第二，你怎么会感到失败？
我从没有感到失败。那只是媒体的说法：他们说我失败了，我不应该失败。事实上，开始也失望了一阵——毕竟，我天性非常好强——我并没有为没拿到第一而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那一年中最畅销的唱片之一。而且，当我开始和“真步者”合作时，我从没想过我们会进入前五名，更不要说第二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胜利。我一直都认为和“真步者”合作是非常幸运的事，但是现在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也为这个集体带去了一点什么。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他们都知道的事情：我并不像每个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草包一个。
那天下午，在老特拉福德中场休息期间，我如约给首都电台的福克斯博士打了电话。
“销售量非常接近，也是今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他说。“在任何其他一个星期，你们会拿到第一的。这让人无法相信。”
“你说得对极了，”我说。“一天之内什么人设法超过我们25，000张，这是一个奇迹。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此时我们知道《斯皮勒》并不像那个星期前几天那样在最后时刻超过我们几百张，而是数目巨大的25，000张。
在英国我们也许没有拿到第一，但是我们仍然要在欧洲做宣传。两天以后我们到了马略卡岛，我带上了萨拉·博斯尼奇。萨拉嫁给了马克·博斯尼奇（曼联队守门员）。他做曼联守门员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了她。虽然我和她从来不是特别亲近，但是我一直喜欢她。当我听说她的处境一直不好的时候，我决定打电话给她。
“那么你和我一起去马略卡岛怎么样？”我说。我们突然取得了该死的第一或是第二，我要和萨拉一起去马格勒福，我们要去开开心。
萨拉·博斯尼奇绝对是女孩中的女孩，一点也不像我。
她的一天可能是出去吃午饭、购物、买一只“路易·威顿”手袋。她从不像我穿着田径服到处乱跑，指甲油半数脱落了、酒也喝过了量。她会坐在那儿，用她那完美的指甲挠挠你的手，说“你没事吧？”至于骂人，哦，不，不，亲爱的。
因为我们的演出要到凌晨三点钟才开始，所以我们在帕尔马一家很不错的小餐馆吃了晚饭：伴舞、泰勒、卡琳、乔，我们大家。到那家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女孩站在水帘下，湿漉漉的衣服，紧身莱卡裙，白皙的腿，睫毛膏都流到了脸上。她的上衣已经被扯掉了，脖子上到处是齿痕。
对了，我想，在这里我们会尽兴的。
这是一家大型俱乐部，名叫BCM，滑稽的是，我记得这是洁芮很久以前做舞女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从里到外都挤满了人。这地方几乎有足球场那么大，上下两层，绝对有数千人。楼上是声音很响的汽车库摇滚乐，楼下更具流行乐的旋律——这其实更让我喜欢一点。我们的演出在楼上。那人群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从台上看到的尽是一片人海。
“那么，”当欢呼声、尖叫声静下来一点足以让我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我说道，“很明显，今晚这里有些人‘心神迷乱’了。”
接着人群又开始爆发。即使我们拿了第一也不会这么快乐。
演出结束后，戴恩说他要到楼下去主持，所以我们俩都下去了，结果我们在音乐主持人的包厢里，一浪接一浪的人群要我们在他们拿出来的T恤衫上签名。
“好的，伙计们”——这是戴恩的主持风格——“我们这里有一位嘉宾主持，想来客串一下。这就是‘高贵辣妹’。”
我戴上耳机，以前我从来没干过这个。一片寂静。我本该在唱片开始播放的时候再开始刮碟。而我在唱片开始之前就刮了起来。
这让人非常尴尬，所以戴恩说：“这首歌你们也许熟悉。”
这是《斯皮勒》。戴恩将它刮成了碎片，唱片真的被刮碎了，然后换成了《心神迷乱》。人群欢呼起来。
我从音乐主持人的包厢跳到了台上，开始疯狂地跳了起来。人群也疯狂了。保安们不高兴，而我高兴。然后我的伴舞们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台上，开始随意地跳了起来。那绝对让人难以相信。
接着戴恩通过麦克风说，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签名，你们得脱下衣服。突然，数千人脱下了他们的衣服，有些人，让我告诉你，并不雅观，洗了上百次的内裤、看起来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胸罩，一切都变成了可怕的内衣裤灰色的阴影。一切都变得非常粗俗——就像伊维萨岛的“红灯区”，但是要滑稽无数倍。
这时，保安建议我们离开，我们没有争辩。那场面已经不堪人目了。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女孩在台下向戴恩喊着，请他在她的胸部签个名，同时，她镇静自若地脱下了衣服。我不记得他是否那么做了。
我们在马略卡岛呆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感到已经做好准备面对外界可能给我的任何评价。第二天也正是民事法庭贝克汉姆和莫顿案关键的一次听证会。听证会在高级法院举行，幸运的是我们无须出席。
大约一星期前我花了一个下午在律师办公室浏览安德鲁·莫顿从剪报上拼凑起来的一堆垃圾，还有叛徒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一些偷来的新闻。坦白地讲，这真可怜，也许是因为从我们听说安德鲁·莫顿被牵涉在内的那一刻起，我的律师已经获得了针对他们所有人的禁令：安德鲁·莫顿、出版商以及马克·尼波里特——因此，即使安德鲁·莫顿正在写，他也知道他的手已经被法院捆住了。在马克·尼波里特交给安德鲁·莫顿的东西里——法院后来坚持让马克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有六卷胶片，包括布鲁克林的照片、马克和另外一个人在我们公寓里拍的照片、我们新房子的照片，照片背后还仔细地写着文字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拍照。正是因为法院的禁令，安德鲁·莫顿才无法使用这些照片。即使他无法使用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任何机密材料，但是看到你的生活那样被摊在桌子上还是非常令人沮丧，出来的时候我气得像一头母牛，但是大卫倒像人人离不开的“飘洗”牌洗衣粉：马克·尼波里特不会对他的金童指指点点，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问题的一半可能出于嫉妒。书里没有什么特别恶意中伤的内容——还是重复报纸上的老一套，那些话本来就不真实——但只是说得有点下流。安德鲁·莫顿真的没有做什么研究·。他自认为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只是一个收集剪报的人。
惟一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他们怎么会拼凑出我的父母和大卫的父母不和的事情。那太让人痛苦了。
随着法庭听证的临近，我们整理出对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反对意见，接着我们了结了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
他们双方都对法庭做了保证，我不能说——虽然我也许想说出——具体的调解条款是什么，但是，莫顿一方依然可以声称这场官司对他们是一个胜利，他们利用法庭听证宣传了这本窃取来的书。后来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言谈又作出道歉。
就这样我们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结束了，但是我们对马克·尼波里特的诉讼还在继续。
第二天我们去了德国。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星期的生菜。但是，你知道，“演出必须继续”。
兴奋感让我坚持到了表演结束，但是，那些灯光真的对我有影响，突然，我感到头部剧烈疼痛，我感到恶心。我受不…了那灯光，在化妆室里我蜷缩成一团。我不住地呻吟，说着“我不知道怎么了”，戴恩说“你还好吗，维珂？”我回答说“不好，戴恩。”我感觉一点也不好。
戴恩把我送回旅馆，同时保安设法找来了医生。
“我的头疼得厉害，我感到恶心，我的脖子痛，我有点昏昏沉沉的。我无法正常工作，”我告诉她。
“你受病毒感染了，”她说。“我要给你打一针。”
“不，不要打针。”
医生可能认为我是什么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大卫曾经说过，无论你做什么，不要让他们给你打针。我无法对她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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