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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从他那房间半开的门中看到他回来后就拿起那信读。
那整个上午，他没提起那信。但那天下午，在他离开之前，他把我叫了进去，对我说，我完全不必为她女儿的幸福感到什么不安。他说，他已对她指出了，这完全是胡闹；他再没什么可对她说的了。他认为他是一个很放任孩子的父亲（事实也如此），我完全不用为她再挂念什么了。
“如果你是愚蠢的，或固执的，科波菲尔先生，”他说道，“你会使我把女儿送到国外再生活一个学期；不过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我希望，几天以后你能变聪明些。至于默德斯通小姐嘛，”因为我在信中提到过她，“我尊敬那位小姐的警觉性，并很感激她；可她被告知决不许提这话题。我所希望的一切，科波菲尔先生，就是忘记这件事。你所要做的一切，科波菲尔先生，就是忘记这件事。”
一切！在我给米尔斯小姐写的短信中，我很伤心引用这训诫。我要做的一切，我惨痛地自嘲说，是忘记朵拉。那就是一切了，可那又是什么呢？我请求米尔斯小姐当晚接见我。如果得不到米尔斯先生允许，我求她在放了轧布机的那个后厨房里和我偷偷见一面。我告诉她，我的理智已快崩溃，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使它保持原状。我自称是她的心绪已乱的朋友。在把信交给听差送出去前，我又读了一遍，我自己也感到它颇具米考伯先生的风格了呢。
不过，我把信发出去了。晚上，我去米尔斯小姐的那条街，在那儿徜徉。终于，米尔斯小姐的女仆把我偷偷地从地下室引到了后厨房。我后来有理由相信，本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从大门进并被引进客厅的，这只是因为米尔斯小姐喜欢神秘传奇的意味而已。
在后厨房里，我只顾胡说一气。我相信，我到那儿只是自己招人笑，而且也的确做到了。米尔斯小姐已经收到朵拉一封急信，告诉她一切都被发现了，并说，“哦，千万要到我这儿来，朱丽亚，千万，千万！”可是，米尔斯小姐生怕去那里会不合那些长辈的意思，所以还没去，于是，我们便都被困在撒哈拉沙漠里了。
米尔斯小姐侃侃而谈，几乎把她的所思所知全讲了出来。于是我不禁觉得，尽管她和我一起流泪，她却在我们的苦难中得到一种可怕的乐趣。我可以这么说，她对我们的痛苦视若珍玩，并尽她可能地利用它们。她说，我和朵拉之间有一条深渊，爱情只能用它自己的长虹为桥方能越过这深渊。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爱情只能受苦难，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这不算什么，米尔斯小姐说道。被蛛网缠束住的心最终会爆炸，那时爱情便复仇了。
这算不上是安慰，可米尔斯小姐不肯给予妄想的期待任何鼓舞。她使我更苦恼了，我觉得她的的确确是一个朋友，我也怀着无比感谢的心情把这告诉了她。我们决定，她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朵拉，设法——用眼神或话语——让朵拉了解我的忠诚和痛苦。我们心情沉重悲伤地分别了，我觉得米尔斯小姐似乎很满足。
我回到家，把这一切告诉了姨奶奶；尽管她尽可能对我说了许多，我仍心灰意懒地去上床。我心灰意懒地起床，心灰意懒地出门。那是星期六早上，我径直去了博士院。
我能看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口了。我看到马车夫和搬运工都站在门外谈话，还有六、七个闲人朝关着的窗子张望，我见此不禁大吃一惊。我加快步子，揣测他们的神情，从他们中间穿过，急急忙忙走了进去。
文书们都在那里，却没人在工作。老提菲正坐在别人的凳子上，我还是第一遭见他这样做呢，他也没把帽子挂起来。
“这是可怕的灾难，科波菲尔先生，”我进去时，他说道。
“怎么了？”我叫道，“什么事呀？”
“你不知道？”提菲和走到我身边的其他人都一起叫了起来。
“不知道呀！”我挨个看着他们的脸说道。
“斯宾罗先生，”提菲说道。
“他怎么了？”
“死了！”
我觉得事务所在晃动，而不是我在晃动。一个文书把我扶住。他们把我扶到一张椅子那儿坐下，解开我的领巾，拿来些凉水。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长时间。
“死了？”我说道。
“昨天他在城里吃晚饭后，亲自赶车回去，”提菲说道，“他把他的车夫先打发回家了，过去他也这样做过几次，你知道的——”
“嗯？”
“车到了家，他却不在车上。马就在马房前停下，马车夫打着灯笼出来，却发现车上没人。”
“马受惊了？”
“马并没很热，”提菲戴上眼镜说道：“照我看也不比通常热一些。缰绳在地上拖着，已经断了。全家人立刻吃惊了，有三个人沿着大路走去。在离家一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他。”
“是一英里多呢，提菲先生，”一个青年人插嘴说道。
“是吗？我想你说得对，”提菲说道——“在1英里多路的地方，就离教堂不远，他脸朝下躺在那里，一半身子在路边，一半在人行道上。没人知道他是在发痫时摔出来的，还是在发痫前觉得难受走下车的呢——那时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当然，无疑他已经失去知觉了。就算他能呼吸，他肯定也说不出话了。尽可能找了医疗的救助，却毫无用处了。
“我无法形容这消息把我投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这件事这样突然地发生，而且发生在一个与我意见相左的人身上——他不久前还在这房间里（他的桌椅似乎在等着他，他昨天留下的笔迹像鬼魂），现在这房间里剩下一片虚空——这引起震惊，还有他和事务所不能分离的朦胧感觉，还有门一打开就仿佛他会走进来的感觉，以及事务所里闲下的寂静和似乎放假了的气氛加上同事们对这事的津津乐道、还有终日出入来打听这事的人群，这一切的感受都是任何人也能领会的。我不能形容的是，在我内心最深处，我怀有暗中对死的妒忌。我觉得，死的力量会把我在朵拉心中的位置推翻。我说不出地忌妒她的悲哀，想到她对别人哭泣或受到别人安慰，我都不安。我有种贪婪的愿望，我希望能在那最不恰当时，她忘掉了一切人；只想念着我。
在这种心情的纷扰下——我希望，不仅仅我能理解，其他人也能理解——我当晚就去了诺伍德。我在门口探问时，从一个仆人那儿得知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我便以我姨奶奶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她，我十分诚恳地痛悼斯宾罗先生的早逝，还流了泪。我求她，如果朵拉肯听，就告诉她说斯宾罗先生曾以绝对仁慈和体谅的态度和我谈话；斯宾罗先生提到朵拉时只有慈爱而无半句责备。我知道我这样做自私，因为我只想让我的名字能当她面被提及；可我想使自己相信，我这么做也是他死后对他的一种公平评论。也许我真的就相信了。
第二天，姨奶奶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的是姨奶奶的名字收，信却是写给我的。朵拉非常悲哀，当她的朋友问要不要向我致意时，她只是哭个不停地说：“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可她并没说不要。于是，我便尽情把这一点想得很美好。
约金斯先生出事以来一直在诺伍德，几天后才来到事务所。他和提菲关起门密谈了一会儿后，提菲就打开门往外看，向我招手，叫我进去。
“哦！”约金斯先生说道，“科波菲尔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正在检点死者的书桌、抽屉，以及其它类似放东西的地方，想把他的私人文件封存起，也想找一张遗嘱。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却一点踪迹也没发现。如果你愿意，不妨帮我们找找。”
我正很想知道，对于我的朵拉是如何安排的——比方由谁监护，等等——而这正是探知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马上开始寻找。约金斯先生打开了所有的抽屉和书桌，我们拿出了所有的文件。我们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在一边，把私人的文件放在另一边，后者并不太多。我们的态度很严肃；每看到一件小的日常饰物，或笔盒、或戒指、或任何令我们马上想起斯宾罗先生的小物品时，我们就放低了说话的声音。
我们已经封了几个包裹，仍然安安静静地在扬起的灰尘中工作。这时，约金斯先生用一点也没变的口气谈起他已故的合伙人道：
“要让斯宾罗先生脱离常轨行事可不容易。你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认为他就没有立过遗嘱。”
“哦，我知道他立过！”我说道。
他们俩都停下来看着我。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说道，“他告诉我他曾立过，而且早就安排好了。”
约金斯先生和老提菲都摇摇头。
“这好像没希望了。”提菲说道。
“完全没希望了。”约金斯先生说道。
“你们当然不会怀疑——”我开始说道。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提菲把手放到我胳膊上，一面闭着眼摇着头说道，“如果你在博士院的时间和我的一样久，你就知道，人们在这问题上是这么变化无常，这么不可信。”
“哈，天哪，他也说过这句话！”我固执地说道。
“我敢说这是个定论。”提菲说道，“我的意思是——没有遗嘱。”
我觉得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证明没有遗嘱。根据他的文件来判断，他也没想过要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表示有立遗嘱意向的备忘或草案。几乎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他的业务已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我听说，想弄清他欠下的、已付的和留下的都很困难。据推测，若干年来，他自己在上述问题方面就没有清楚的概念。渐渐地还发现博士院当时是最讲排场和面子的，他在各方面争风头所花的多于他的薪水收入（该收入并不多），所以弄得他自己的财产（也不算多）亏空得很厉害了。诺伍德卖了一次家俱和租赁权；提菲还告诉我，还清除死者正当债务，扣除事务所的倒帐和疑帐，剩下的遗产据他估计不到一千镑。提菲还不知道我在这故事中也有很大关系呢。
这事拖了六个星期。这期间我受尽了折磨。米尔斯小姐向我报告时依然说，我那伤心的小朵拉在提到我时除了说“哦，我可怜的爸爸！哦，我可怜的爸爸”！什么也不说。我听了这话真想让自己毁了。我还听说，除了两个姑妈（斯宾罗先生的这两个姐姐从没出嫁），朵拉再没什么亲戚了。这两个姑妈住在帕特尼，多年来很少和她们的弟弟通信。这倒并非因他们有过什么争吵（米尔斯小姐告诉我），不过因为在庆祝朵拉命名时，她们自认为有资格被请去吃晚饭，不料只被请去喝茶，于是，她们就发表了书面意见，她们写道：“为了大家的幸福”，她们应当离席。从那以后，她们和弟弟就不往来了。
现在，这两位小姐从她们的隐居处冒了出来，提出要带朵拉去帕特尼住。朵拉抱住她们哭道，“哦，是呀，姑姑！请带朱丽亚·米尔斯和我还有吉普去帕特尼吧！”于是，葬礼后不久，他们就去了那儿。
我怎么还能有时间去帕特尼？我想我肯定闹不明白。可我千方百计去那儿，在那儿徘徊。为了郑重地尽友谊的责任，米尔斯小姐开始记日记。她常常来到那儿公共地点和我见面，并把那日记带来读或借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