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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星期天，我在那条笔直的大路上走了二十三英里，虽说走得并不轻松——因为我没吃惯那种苦。暮色落下时，我来到罗切斯特桥上，觉得双脚疼痛而浑身无力，我就那样吃着我买来权当晚饭的面包。有一两所贴有“旅客之家”的小房子使我动心，但我怕那仅有的几个便士会花掉，更怕我已见过的或赶上的那些流浪者的凶样，所以，除了露宿我不去找任何住处。经过重重辛劳，我来到了查坦姆，那地方在夜晚看来像是梦幻，是个由白垩、便桥和在混浊河水中那艘像诺亚方舟的带篷无帆船组成的梦境。我总算爬上一个长着草的炮台，台下有条小路，还有个哨兵在那里来回走动。我在一门炮附近躺下。虽然下面那哨兵对躺在上面的我并不比萨伦学校的学生对睡在墙外的我知道得多点什么，但有他的脚步声为伴令我高兴。我在那儿睡得很香，直到天亮才醒。
早晨时分，我的脚不但痛还发僵，而隆隆鼓声和军队的前进声也把我吓得迷迷糊糊，我往下面一条又窄又长的街道走去时，仿佛自己已被那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了。我觉察到如果要保存点力气走到终点，我那天就只能走一点点路，因此我决定把卖掉外套当作那天的主要任务。于是，我脱下外套，这也是为了学会没有外套亦能度日；我把外套夹在胳膊下，开始巡视起各个估衣店。
那是一个卖外套的好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清的旧衣商人，而且，一般来说，他们都在门口等候顾客。由于他们大多数人总在他们的货物里挂上一或两件有显赫肩章的军官上衣，我被他们那生意的阔绰气派给吓住了，所以我走了很久也没把我的货出示给任何商人看。
由于羞怯，我只好把注意力转向那水手用品店，还有比一般衣店更加合适我的（如多罗毕先生的）那种衣店。终于，在一条龌龊的小巷一角，我找到我认为看来尚有希望的一家，紧靠着一道长满扎人的荨麻的围墙，在围墙的栅栏前有一些好像是从衣店里泛滥流出的旧水手衣物。在一些吊床、生锈的火枪、油布帽子以及在一些装了那么多种生锈的旧钥匙——多得足以打开世界上所有的门——的盘子间，这些衣服漂浮着。
我战战兢兢走下几级台阶，进了这家又低又小的衣店。店里有个小窗，上面也挂满了衣物，于是店里不但不亮反而被弄得更昏暗。一个丑陋的老头儿从店堂后一个脏兮兮的洞穴里跑来抓住我头发时，我也并没觉得轻松半分；那老头儿的下半截脸全被麦茬般的灰色大胡子遮住了。他的模样真可怕，还穿了件脏兮兮的法兰绒背心，带着很重的酒气。他那张床蒙着一张五颜六色缀满补丁的床单，就塞在他刚从中爬出来的那个洞里，洞里也有一个小窗子，露出更多扎人的荨麻和一头跛驴。
“哦，你来干什么？”那老头儿龇着牙，用种令人害怕的鼻音说，“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来干什么？哦，我的肺肝，你来干什么？哦，咕噜，咕噜！”
这一串话，尤其是最后反复的那个没听说过的词——那是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把我吓得做不出回答；于是，老头依然抓住我头发又说：
“哦，你来干什么？哦，我的眼睛胳膊腿，你来干什么？我的肺肝，你来干什么？哦，咕噜！”他费了好大气力，连眼睛都凸出来了，才挤出最后那个咕噜。
“我想知道，”我颤抖着说，“你要不要买一件外套。”
“哦，让我们看看那外套吧！”那老头儿说道，“哦，我的心冒火了，把外套拿给我们看看呀！哦，我的眼睛胳膊腿，把外套拿出来呀！”
他说着，把他那只鸟爪一般发着抖的手从我头发里收回；然后戴上一付眼镜，虽说那一点也不能使他发炎的眼睛增加多少光彩。
“哦，这外套要个什么价？”那老头儿看过后叫道，“哦，咕噜！——外套要个什么价？”
“半克朗，”我镇静下来答道。
“哦，我的肺肝，”那老头儿叫道，“不行，我的眼睛，不行！哦，我的胳膊腿，不行！十八便士。咕噜！”
每当他这么叫时，他的眼睛看上去就要凸出掉下的危险；他说每一句话都用同一种语调，那是像一阵风一样先低后高最后又低下的语调，我找不出比这更贴切的比方了。
“那好吧，”我说道，并为能做完这笔交易高兴，“我就要十八个便士吧。”
“哦，我的肝！”那老头儿把外套扔到一个架子上，一面叫道。“到店门外去！哦，我的肺，到店门外去！哦，我的眼睛胳膊腿——咕噜！——别要钱，用来换点别的吧。”
我一生里从没那样——无论那以前还是那以后——惊恐过；可我低三下四哀哀告诉他，我需要钱，别的东西于我无用，不过我用不着他催，我可以去外面等着。我就来到外面，坐在一个角落的阴影处。我在那里坐了那么多个小时，阴影变成阳光，阳光又变成阴影，我还坐在那里，眼巴巴等那笔钱。
我希望，现在在那一行再也不会有那样的疯子酒鬼了。不久，从他受到孩子们攻击中我就得知：他在那一带以酒鬼而著称，并享受着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声望。那些孩子不断来到店门前进攻，叫喊那类故事，要他把金子拿出来：“你知道，查里，你并不穷，你是装穷。把你的金子拿出来吧。你把你自己卖给了魔鬼，把你换得的金子拿出来一些吧。快呀！金子就缝在褥子里呢，查里。把褥子拆开，让我们拿一些吧！”这些叫声，再加上要借刀给他拆褥子的建议，令他愤怒至极，竟使他一整天里不断地冲出来，而孩子们就不断地逃窜。他有时那么气愤，把我当作他们一伙的而向我扑来，嘴里说着要把我撕碎一类的话，可刚好他又记起了我是什么人，便又钻进了店。我从他那声音可以断定他又躺到床上了。他用他那刮风一样的语调，发了疯似地喊那道《纳尔逊之死》，还在每一句前加上一个“哦！”在中间加上无数个“咕噜！”这一切似乎还没让我受够，只因为我衣衫不齐又耐心坚定地坐在店外，那些孩子把我和那“店当成一伙的，整天就朝我扔石头，对我大施暴虐。
他用了很多办法想诱我同意换别的什么。他一会拿出一根钓鱼竿，过一会拿出一把提琴，有一次拿出一顶尖帽，另一次又拿出一只笛子。我没有一点办法地坐在那里，对他的一切建议都予以拒绝；每次我都眼泪汪汪地求他或是还我钱，或是还我衣。终于，他开始一次付半便士地给我钱了。整整又过了两个小时，才一点点加到一先令。
“哦，我的眼睛胳膊腿！”过了好久，他朝店门外恶狠狠地叫道，“再加两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不能，”我说：“我会饿死的。”
“哦，我的肺肝，三便士，你肯走了吗？”
“如果我能办到，我什么都不要也肯走，”我说：“可我非常需要钱呀。”
“哦，咕——噜！”真是形容不了他这么一叫时的模样，那时他把那老奸巨滑的老脑袋从门柱后仅露出一点点来虚我。
“四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是那么软弱又那么疲乏，就同意了这个数。我从他爪子里拿钱时，手都发抖了。这时已是日落时分，我又饥又渴地离开了。又花去三便士以后，我便很快恢复了，由于我当时精神好多了，我就又一瘸一拐地走了七英里。
这夜，我的床是另一堆干草下，我在一条小河里洗我打了泡的双脚，再将其用清凉的树叶尽可能包好，然后就舒舒服服睡到干草下。第二天早晨我又出发时，发现那条路从一连串的蛇麻地和果园中穿过。那正是果园被熟透的苹果染红的季节，有几处蛇麻地里已有工人开始干活了。我觉着这一切真太美了，于是我把一长排一长排被绿叶缠绕的秆儿想象成可爱的伙伴，并决定这一夜就睡在蛇麻中间。
那一天碰到的那些流浪汉比平常还要坏，使我至今还感到害怕。他们中有些长相极恶的歹徒，在我走过时紧紧盯住我，或停下来叫我走回去和他们说话。我跑开时，他们就用石头朝我扔来。我记得有个年轻的家伙——从他带的工具袋和炭炉，我判断他是个补锅匠——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对我死死地盯着，然后用那么大的嗓门吆喝我回去，以至我停了下来往四处看。
“叫你来，你就来，”那补锅匠说，“要不我会把你那个小个头撕开！”
我想回头是上策。我走近他们，想用一脸笑意来安抚那锅匠，这时我也发现那女人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你去哪？”补锅匠抓住我衬衣的前襟说。
“我要去多佛，”我说。
“你从哪来的？”补锅匠问道，抓着我衬衣的手一拧，把我抓得更紧了。
“我从伦敦来，”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补锅匠问道，“你是个小扒手吧？”
“不——是——的，”我说。
“不是的？说实话！如果你想骗我，”补锅匠说，“我要把你的脑浆都打出来。”
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比划了一下，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开了。
“你有买得了一品托啤酒的钱吗？”补锅匠说，“如果你有就拿来，别让我动手！”
要不是和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看见她轻轻摇头并做出“不”字的口形，我准会拿出来了。
“我很穷，”我强笑着说，“没一个子了。”
“啊哈，什么意思？”补锅匠说着很冷酷地看着我，我都生怕他已经看到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戴我弟弟的丝围巾，”补锅匠说，“这是什么意思？拿来！”他说着就把我的围巾从我脖子上取下并扔给那女人。
那女人大声笑了起来，好像她以为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她把围巾扔还给我，像先前那样轻轻点了下头，做了个“走”的口形。我还没来得及走开，补锅匠就把那围巾从我手里夺走，胡乱往他自己脖子上一绕，把我像片羽毛一样就给推开了。然后，他骂骂咧咧地转向那女人，把她一下打倒在地。我看到她往后跌倒在硬硬的路上，躺在那儿。她的帽子跌落了，头发在灰尘中变成了白色。我永远忘不了那场景。我走远后再回头看，只见她坐在人行道上——那是路边的一道堤——用披肩一角擦去脸上的血，而他却往前走了，那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一次的险遇使我很怕，以至从此见到这种人走来，我就后退到一个可以躲的地方，在那里呆着，直到他们走远得我看不见他们了才出来。这种事却常常发生，于是我的旅行也就大为拖宕了。但就在这困难中，也和在途中其它一切困难面前一样，我似乎一直得到那幅有我母亲的画面的图画支持和领引，在那图中，母亲是我未出生前正当韶华年岁的母亲。这幅图画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心中。我躺在蛇麻中过夜时，它在那里，早上我赶路时，它与我同行；它一直在我前面走。从那以后，它在我心中总和仿佛在暑日烈焰下昏昏瞌睡的那阳光灿烂的坎特伯雷大街连在一起，也和那里的古宅、大门和那有无数白嘴鸦绕顶飞翔的庄严灰色的教堂连在一起。我终于来到多佛附近那荒凉又宽阔的荒原时，又是那幅图画用希望减轻了这景象的凄凉。我逃走的那五天里，我还未到达我旅行的最重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