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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币丫酒鹄吹娜嗣牵肿讼吕础？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我不代表市委！”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第五章 安亭事件
车停安亭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
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
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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