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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祝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陈伯达发来急电“‘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工人同志们：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
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
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遥“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