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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桑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餐な录脑鹑危Φ鄙缴虾J形锤骸？
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昆山历险记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嘲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
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
“‘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