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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儿子司马康从苏府回来之前，他就有些后悔了。花束和酒，友谊之赠，问心无愧，那四句诗却属牢骚之作，是有愧于臣道的。唉，奢侈之风由来已久，皇上何尝不知？介甫何尝不晓？但在登上皇位、相位之后，就依时尚而忘却，以至甚于以往，且美以“需要”之名。可见是积重难返。自己捶胸顿足又有什么用处？再说，自己不赞成的事情，就可以背着皇帝借着诗文说怪话吗？看来，一个人要时刻不移地遵守臣道，也属不易啊！他决意不再孟浪行事了。
但是，这两个月来，随着“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随着京外各种消息的传入，一股翻腾不羁的思潮澎湃起来，冲击着他心底自束自抑的闸门。沉默呢？谏奏呢？沉默是属守臣道，还是谏奏是属守臣道？痛苦的而强烈的责任心日夜不息地受着煎熬。
清晨的北风十分硬冷，司马光稀疏的胡须和长长的眉毛上已因呼吸凝了一层白色，曲折幽径上的薄霜也已被他的脚步踏得纷乱。他仍在徘徊，仍在苦苦思索着攸关家室性命和个人晚节的进退取舍。
“历史上英明的帝王都有两只耳朵啊。一只耳朵听顺耳之言，以确立其自信；一只耳朵听逆耳之语，以匡正其缺失。在两种声音的杂错之中，放舟行船以达朝政清明。唐太宗、宋太祖就是这样的明君啊！
“历史上更为英明的帝王，除有两只耳朵外，还有两只有力的手。一只手指挥亲信臣子，按照自己的韬略劈荆斩棘；一只手借重反对者的力量，保持头脑的清醒。化抗力为合力，以创建轰轰烈烈的业绩。秦皇汉武就是这样的霸主啊！
“可如今呢？朝廷只有一种声音了，单调、重复，声高而空洞，除了‘变法易俗’，就是‘英明天纵’。王安石实际已居宰辅之位，吕惠卿成了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学士院，连乍进京都的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皇上年轻而耳软，能经得起这不绝于耳的颂歌而不迷乱吗？西汉平帝不就是在一片颂扬声中被王莽毒死而失掉江山的吗？
“被逐出京都的御史、谏官有几个是扰乱朝政的‘四凶’？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激烈偏颇，言过其实，弹劾介甫的‘十项罪名’，似是而非，而且诛语如刀，是过份了，贬以罪责，尚可理喻。御史、谏官刘琦、钱（岂页）等人，虽哄而起之，其风不可长，但所谏朝政之弊，皆论之有据，即或沦于‘求全责备’，亦不足以逐出京都。更为甚者，范纯仁何罪？苏子由何罪？范纯仁所谏，语不及‘变法’，言不及执政，仅以知谏院之职，对如此大量地贬逐御史、谏官不示苟同，也被逐出。这个四十二岁、一代名相范仲淹的儿子，真的如其父所语，‘先天下之忧而忧’了。若不是皇上感念范仲淹之功，也许要一直贬到岭南海岛。苏子由，‘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在那圈子里，如果不是因为意见相左而遭嫌，便是因为那篇离奇的《辨奸论》而获罪了。前者是操权者心胸狭窄的荒唐，后者则是弄权者疑神疑鬼的荒诞。‘水清无鱼’，难道朝廷真的要成为一副嘴脸、一个腔调、一种声音、一同思想的仙境？可普天之下能归于这样一个‘一’吗？神仙也做不到啊！
“为臣者不为主忧，不诚也；忧而不语，不忠也。年轻的皇上啊，臣忧心如焚，不能不逆鳞而语了！”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决定向皇帝赵顼进谏了。
因他不善于言词，又怕皇上不能耐心地听完谏奏，便决定上呈奏表。
司马光转身大步走进书局，坐在桌案前。儿子司马康捧上一杯热茶，他呷了一口，便立即展纸提笔。
正要书写，助手刘攽、刘恕走进书局，带来了一个司马光最需要而又不愿听闻的重要消息。
刘攽和刘恕都是昨天返回京都的。
刘攽从江西新余老家归来，往返皆乘舟船，对漕运“均输法”的实施作了一些实地调查。刘恕是乘车马去翁源县的，经京东路南下，往返皆宿食于农村，对“青苗法”在京东、淮南地区的推行情况有所见闻。他俩都是以史家的目光观察事物，而且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吏治”这个环节上，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深刻的，但也是偏颇的。刘攽认为：为推行“均输法”而在各地各埠“设置机构”、“增加官吏”、“厚其廪禄”、“重设赏银”，不仅使当朝“三患”之一“冗官”没有减少，而且是“冗官更冗”了。并且这种冗官肥吏之策所耗用之经费，已超过了“均输法”从富商大贾手中所夺得“均输之利”。刘攽吁叹：官吏中已兴起的“损公肥私”之风将“祸国害民”。有些地方官吏，素质低劣，以利为取，无利不为，曾使南地香蕉、荔枝、桔子等利薄而易腐之物，堆积果园、码头，滞运滞销，伤民害财。他还透露：“均输法”在一些地方已经变形，其权柄暗里转于富商大贾之手，官吏挂名取利，只是山高水长，下层官吏匿而不报，朝廷无从知晓罢了。刘恕也在“吏治”上大发议论。他说“制置三司条例司”派往各地监督推行“青苗法”的“钦差大臣”，“一旦得志，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足以毁“青苗法”之初衷。他认为，各地新进锐勇之官吏，为邀功得赏，“抑配”青苗钱，强迫农民贷款，赚取利息，并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分赔，此风足以毁黎庶之望。他列举陈留县令姜潜的话说：“某依‘民自愿’之诏，”敕榜于县衙及城四门，听民自来请领青苗钱，榜出三日，卒无一人至“。并举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之所为愤然而语：”王广渊，新法之实施者，阳奉御诏而阴为其法，在京东地区，不问贫富，随户贷款，富者不需贷而多得，贫者急需贷而少予；分民为五等，上等户贷款十五千，下等户贷款一千，悍吏征呼，民间骚然。若此种风气不变，此种官吏不除，“青苗法”之祸，将危及天下……
司马光听完朋友诉说，没有喜悦，没有宽慰，只有更为强烈的惊骇和更为沉重的思索：“历史上出现的多次变革，大约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始，吵吵嚷嚷地折腾，凄凄惨惨地了结。争吵的人们，也都在耗尽岁月、耗尽才智、耗尽精力之后，或无声无息、或有声有息地消失了。秦之商鞅如此，汉之桑弘羊如此，本朝仁宗时的‘庆历新政’也是如此。难道介甫的这次‘变法’也要沿着这条老路走向深渊吗？
“历史似在惊人地轮回啊！殷迁都而民怨，秦‘变法’而民疑，汉变革而文学贤良非之。当然，殷之‘民’不同于现时之‘民’，那是殷商时的一群贵胄；秦之‘民’亦不同于现时之‘民’，那是一些高居咸阳的公卿；汉之‘文学贤良’是一群读书人，与现时的读书人无异，但却是经执政霍光暗中挑选调入长安的，他们的嘴巴说的是霍光的心里想的。利益之所在，权力之所关，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流泪、流血的悲剧。可现时的谏奏议论者呢……”
司马光心神一震，睁大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刘攽和刘恕。
“刘攽贡父是位列公卿的贵族吗？一个清贫家庭熬出来的穷进士，一个居于太常礼院的事务官，又是介甫的密友啊！刘恕道原何人？一个翁源县令，一个只知读书弄史、不通世故的学者，与介甫交往亦深。此二人，朝廷无高官之戚，家中无万贯之财，与利无染，与权无关，半年前均为汉之桑弘羊鼓吹，今日却与介甫反弹。原因何在呢？大约是熟读屈子（屈原）之文，染有骚韵之故吧……
“‘既替予以蕙攘兮，又申之以揽茞，亦子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子之风，人臣之脊梁也。”
司马光与刘攽、刘恕促膝长谈。在刘攽、刘恕离开之后，他更坚定地选择了谏奏之臣道，开始书写奏表。他要把一颗焦灼灼、赤灼灼类乎屈子之谏心，呈献给他的皇上……
夜深了，寒风吹进没有生火炉的书局，司马光坐在一盏烛光之下，披着一件已旧的棉袄，伏案疾书。寒风吹打官纸的“嗦嗦”声伴随着他。烛光摇曳着，把他肃穆的脸拉得更长，把他微驼的腰身曲得更弯。儿子司马康坐在桌案的下端，神情不安地看着父亲，几次想出声劝阻，都为父亲奋笔疾书的专注神态而噤声沉默。
司马光近年来眼睛有些散光，看书写字眼前就模糊不清，特别是夜里在烛光之下，更觉吃力，所以，近年来上呈的重要奏表，都是由儿子司马康重新抄写的。为了保证抄写无误，往往是父亲写出一张奏文，儿子拿起细看一张，先对字迹不清或者错漏之字提出询问。当然，在词句上若有不妥之处，儿子也是可以提出商榷的。司马光平日对儿子极严，唯在文字学问上，却是一个乐于研讨和听取意见的人。
今晚，司马康看一张奏文，心情便沉重一分，看过几张之后，额头沁出了一层冷汗。父亲写的这份奏表，全是议论“拒谏”之害，点名是说王安石，实则是对着皇上。而且言词激烈，上论秦、汉以来“拒谏”亡国之灾，下述现时“拒谏”误国之祸：“今言执政短长者，皆斥逐之尽，易以执政之党，臣恐聪明将有所蔽蒙也。”这不是明显地指责皇帝，为范纯仁、苏辙等人鸣冤叫屈吗？更令人咋舌的是，父亲竟然推举苏轼、陈荐知谏院，并称赞苏轼“晓达时务，劲直敢言”。这简直是顶风而上，故逆龙鳞啊！司马康耐不住了，惊恐地喊出声来：“父亲……”
司马光被儿子突然的叫声惊动，笔尖一抖，在笺纸上落了一个墨点。他停住笔，抬头望着神色惶惑的儿子。
“嗯？”
司马康不知说什么是好，喃喃低语：“父亲，夜已深，该歇息了……”
司马光看出儿子有话要讲，便把手中的笔放在笔架上，身子向后一仰，倚在靠背上，揉了揉昏花老眼。
“你有话要说？”
司马康急忙站起，声音有些颤抖：“父亲，现时上呈这样的奏表，合适吗？”
司马光一怔，睁大眼睛，仔细打量儿子，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是啊，十九岁的人了，明年正月就该参加会考，不可再以孩子看待了。他直起腰身，颇有兴致地鼓励儿子，说：“谈谈你的看法。”
司马康十九年来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第一次得到父亲明确的鼓励和信任，心里一热，壮起胆子谈出自己的看法：“父亲，此时呈表进谏，不合时宜者有四：一，‘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不久，执政惧人议论，皇上喜功自得，此时呈表报忧，不合时宜；二，‘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即将出台，执政正在筹划庆祝，皇上正在等待欢呼，此时呈表谏阻，不合时宜；三，御史、谏官被贬出京，执政胸有余恨，皇上疑意未消，此时呈表论‘拒谏’之灾，不合时宜；四，《辨奸论》离奇出现，苏子由无罪遭贬，执政怀恨待究，皇上忍怒待查，此时呈表荐举苏子瞻执掌谏台，更是不合时宜啊！”
司马光惊讶地望着思虑深沉的儿子，神情肃然了。一连串的“不合时宜”完全否定了他半个月来的所思所想。这使他感到宽慰，更使他感到悲哀。他感到宽慰的是，儿子的心已经在关切朝政，而且能看到时代之束缚于人。能有如此见识，入社稷，入仕途也就不至于糊涂茫然了。他感到悲哀的是，时尚也在强有力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