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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
鼓瑟吹笙。
……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
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合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
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颇随衰俗废，
壮怀难值故人倾。
相逢始欲宽愁病，
搔首还添白发生。
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察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倡“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进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乘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霜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倔傲而执拗……唉，想这些干什么啊，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各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施，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市之所言所为，也许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
苏轼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手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欲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诚哉斯语！朋友相聚，本该使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还是添了新愁。唉，该离开这风波不息的京都了，该嵌口不语了，该到江河山林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了……
王安石歌尽，从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前：“君实，此袍你还认识么？”
司马光愣住了。
王安石深情地说：“十六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时公年三十七岁，我年三十五岁，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室而卧，谈古论今，常逾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一夜，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猖狂。我醉仆桌底，呕吐污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治茶醒酒，为我浣洗污袍啊。”
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十六年前的细微往事，亏他记得真切。十六年前的一件长袍，亏他保存至今。十六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两年多来的“变法”之举，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吗？可自己呢？惭愧啊！虽早有志效先人司马迁之志，明史以贯今，以利今之圣上和圣上千古不朽之业，可现时的《资治通鉴》仍是一个空名。十六年前那夜豪饮猖狂。介甫爱我励我之状清晰可见。今夜介甫持旧袍送别，依然爱我励我，用心深沉啊！政争失败了，自己道贬了，在官场上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在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唉，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励我之语。”
王安石以袍相赠：“公博学多闻，嗜史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唯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唯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它物相赠，愿此袍裹安石之心，常伴君实。”
司马光接过旧袍，沉吟片刻，拱手谢道：“介甫深情，光无任感激。情之所至，奉诗几句作答。姑娘，也伴我一支古曲吧。”
歌伎们弹奏起琵琶、古筝，吹响竹笛。
司马光和曲而歌：
三十余年西复东，
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存旧业唯清白，
不负明君出补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
朱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
赢得间间鹤发翁。
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他叹息自己命运之不济，他不忘他知遇的“明君”，他庆幸自己能“早避喧烦”，更庆幸自己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副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
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莹莹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友情而又无可奈何。
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寄题兴州太守晁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君实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席而出，起舞而歌：
百亩清池傍郭斜，
居人行乐路人夸。
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
纵饮座中遗白（巾合），
幽寻尽处见桃花。
不堪山鸟号归去，长遣王孙苦忆家。
歌伎们急弄琴弦。
司马光拍案击节。
王安石鼓掌应和。
苏轼虽知音律而不谙歌唱，喜舞蹈而失于粗疏，且时有走调简慢之拙，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
牧歌似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
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偕朋友属吏寻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
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追觅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
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捺，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子瞻年少我十八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愧不及。‘纵饮座中遗白（巾合），幽寻尽处见桃花’，只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
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子瞻所歌，披肝沥胆。‘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人生如此，当无憾了。愿杭州今后变得更美。安石痴长子瞻十六岁，不敢以兄长自居，仅以片纸相赠，为子瞻送行。”
苏轼接过纸笺，打开一看，纸笺上有两种笔迹书写的四句诗，他好生奇异，朗声读出：黄昏风雨瞑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秋英不比春花落，
为报诗人子细吟。
“后两句诗是自己字迹啊！”苏轼头脑“嗡”的一震，恍然而悟，惊愕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十年前的一桩事，蓦地浮现在他的心头。
嘉祐六年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