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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住了强烈的欲望，比如纠正一下下载方面的缺陷，在硬盘上做些许手脚，或者说干脆重装一遍系统。
有时侯，我也会碰上个把这种军官：他对自己每天都碰到的技术故障毫无办法，故而求助于我。这会使我的任务简化很多，而且也大大改善我短期的囚徒生活。为了迷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会再三表示感谢。另外，这种机会也使 “即时接通”变得简单了。只要通过电子遥控制造小的技术毛病，而我又适时地在附近出现，绝对搞定。十之八九，会有士兵过来找我去解决问题。毛病多多的微软软件，真是世界人民友谊的重要一环。
每次回到以色列，我都直奔医院。医生给我做大量的检查，而诊断往往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水肿，其中小脑水肿导致我视力模糊，恶心以及不同程度的抽搐。他们为我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一直不稳定。反复遭受毒打留下了后遗症。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上个月他们所发现的单一方向眼球震颤现在变成了多向震颤。他们解释为两种不同症状的交叉，一个来自于神经方面的压迫，另一个则源于耳朵。究其根源，是颞骨创伤导致经常性出血。他们用往耳中注射冷水的方法对我进行治疗。一旦血块化开，压迫就减小了。等再次出血，他们就再行注射。一句话，家常便饭了。
我从医院直接奔向汇报会的频率达到了最高点。每次晚上我们都很迟才散会，然后我搭乘班机去度几天病后假期，人疲惫不堪，恶心，厌烦。因为总是来不及吃饭，我常常在去机场的路上顺手啃上两三个面裹……到了机场，又是一瓶汽水和一个Schnizel1三明治……该死，这下解释得通了，为什么我两天不用一顿正餐也能增重三公斤。
1998年4…5月：以色列建国五十年大庆。
1998年10月23日：WYE RIVER 协议，“恐怖分子反对和平解决”。作为对巴勒斯坦方面出动警力弹压恐怖活动的回报，他们从西约旦地区复得13％的土地。
1998年12月我“装备”的几个网点并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我的目的在于把第二个数据服务机构落地，以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技术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收获不大。我插上一脚的这几个破村子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报路过。不过有一个好处，我的程序奇迹般地抹掉了所有我的被捕记录，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受到注意。剩下的只是那些通过传真或者信函发送给叙利亚秘密警察的文件了。年初那段时间的报告已经足够引发他们的妄想症状了。有关杀害阿布…夏杜夫的指控，对巴勒斯坦人有限的信任度，加上他们对不可控因素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他们最终对我发布了通缉令。法利蒂得知消息后，破口大骂。他异常激动地嚷嚷：“在哪儿呢这头固执的蠢驴？真主作证，我要拆了她的骨头！叙利亚人控告她从事反叙活动，这会我可没办法救她了。”
他的副手问他：“你呢，你相信她有可能是个反叙利亚分子吗？”
法利蒂不再提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很有把握地说：“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她就是有点疯病罢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补上一句：“事实上是，她‘和一切理性过不去’。”
我本来可以及时离开叙利亚的，但我当时没有去见法利蒂，所以根本不知道通缉令这回事。我当时选择回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几个游击队员给我讲述了这一幕。法利蒂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她和所有的理性过不去”，成了那几个月里最时髦的玩笑话。
当时回到基地之后，我没有料到要和头头们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重访一次上回被捕的那个村子。
“这完全不可理喻！”
我的惊呼让指挥官很不高兴。
“你说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你上次安装的程序不能运作了。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原因呢？也许是他们的硬盘满了，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破毛病。”“所以你得去看看。尤其叫人生气的是，这地方是至今我们所发现的最好情报来源。”
“可是，你们甚至连我被捕的记录都没有能够抹掉。秘密警察会发觉我曾经在那里被捕过。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我。”
“你找了一大堆借口！他们还有别的活儿要干，不会光对你这么个疯姑娘感兴趣，何况她还有游击队的头儿罩着！”
“哦？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比如说？”
“我哪儿知道！比如说，组织下一次大选，让声音100％地协调一致。”
“干掉阿布…夏杜夫这件事我可能做得过分了一点，”我说，有点出神：“我当时没想到叙利亚人找个人替他有这么难。”
指挥官还是他那副从容不迫的腔调：“不，这可能是你干得最漂亮的活儿了。好啦，讨论到此结束，你马上出发，去那儿解决问题，重装程序。”
“直接去吗？不回去见法利蒂一面？”
“当然不用，见什么法利蒂！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没有时间供你浪费在社交活动上。”
1998年12月17日：“沙漠之狐”行动开始。
半夜时分（以色列时间）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开火。
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我一路诅咒自己自杀式的盲目服从，同时又被职业意识所驱使，很想去修补好我那出了状况的程序。
谨慎起见，我在进入叙利亚之前绕了一段路，我选了一个不常用的通道，用的是另一本护照。这些预防措施使得行程整整拖长了一天。到达目的村庄的那天晚上，正好是美国向伊拉克开火前几个小时，在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方面美国可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招。
我试着和联络人联系。找不到他。我很担心，决定打听他的消息。他的一个邻居给我开了门，邀请我进去喝杯茶，“解解旅途疲乏”。我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刚做完长途旅行。觉察到这是个圈套，我拒绝了他的邀请，继续上路。几分钟后，一辆警车追了上来，停在我前方。我迟疑了一下。是抓住这个机会就势被捕完成任务呢，还是跑为上策？跑到哪儿去呢？两秒钟的迟疑已经太长。枪顶了上来，我别无选择了。
一到军营，我就知道情况严重了。在进口出，有几十号人，都是犯人家属或者亲友，在申辩自己无辜。士兵很不耐烦地拨开他们腾出一条路来。他们把我径直押进长官办公室，而不用通过普通的“笔录室”一关。这帮人刚刚做了一次大规模搜捕。我属于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本人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刚才去打听那个联络员的消息？他是因为和我有关系而抓，还是因为其他事？叙利亚军官很快就让一切真相大白。他冲着我：“你来这是个错误，没有可能再出去了。我有来自大马士革的命令。”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非完全撒谎。
“我们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明白些了吗？秘密警察要亲自审问你。我刚刚通知他们你被捕的消息。他们就快到了。”
突然间我忧心忡忡。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我确切的罪证，但是我想摆脱是不可能了。管他呢，也许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我不是还有巴勒斯坦保护人吗。
“我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别白费劲了。不用指望你的朋友。自从我们说明了你的双重游戏，他们就不想再听人提起你！”
一切都清楚了：我的联络员被捕，程序没有回应……肯定是最后一次报告被一帮机灵人看到了，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那又怎么样，我反正不承认就是了。
“双重游戏？我吗？真主在上，这是毫无根据的诬蔑！”
“闭上你的嘴！”军官一拳打在桌上，站起身大声喝斥我：“你欺骗那些游击队！你利用他们来干反叙利亚的活动！我们刚刚抓住了你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你听清了吗？他们全招了。八个人都招了。”
八个？哪八个？我熟悉他们的审讯方式，所以并不是真的很吃惊：七个受审，八个招供。
“不可能。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是吗？那今晚你去敲X的门干什么？”
“我刚到，想找个歇脚的地方。”
“偏偏就找上他！狡辩是没用的，我们已经知道你参加了一个反叙利亚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原来如此！这个愚蠢的联络员——他可能也在咒骂我！——他从未对我说过这些活动。这回我是真的非常吃惊，没有装出无辜的样子。那军官发现了。
“耍心眼是无济于事的。”
“不是耍心眼，你搞错我的身份了。我是抵抗阵线的人，为真主党而战斗。我确实不是反叙利亚分子。”
“如果明天早上你还这么说，我们走着瞧！”
他向士兵做了个手势，他们把我丢进一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上个星期这里面只关了两个人。今晚得有五十个上下。这是要向大马士革来的人表现当地长官的工作成效。
我被关在一个单间，里面已经有十几个犯人。抱一丝侥幸，我想找找有没有我的联络员，但他不在其中。我靠墙坐下打盹，一只耳朵还注意听着旁边人的谈话，但一无所获。第二天一早，应该说我是被粗暴地弄醒了。我被带到——说拖到比较准确——审讯室，在里面见到了我的联络员和其他七个不认识的人，全都血肉模糊的。我一跨进门檻，我的联络员就迅速否认道：“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正是我想说的。他向我隐瞒了自己的某些活动，他经历里最关键的部分，而这令我怒火中烧。见我走近，他垂下眼睛。
我趁机变为主动：“这是干什么？”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那个军官指着我说。
“没有的事！”
我被扔到地上，随即皮棍披头盖脸地打了过来。我几乎没有经历过这种打法……不，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未受过这般毒打。等勉强苏醒过来，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了。走道的另外一头传来惨叫声。我忍着头晕，想尽量坐起来。可完全没了平衡感：那最狠的一击使我内耳鼓膜错位了。我一直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人，就是在遭受意外猛击之后，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调整过来……都什么情况了……动都动不了我能怎么办……“他们的办法一点都不管用……”等回去以后我得告诉多夫……如果我回去了……别想远了，现在首要问题是从这里出去。
我试着扶墙站起来。完全站不住，我瘫倒在地。听到声音，一个当兵的走了进来，问怎么回事。我尽量告诉他，为了把鼓膜复位我得怎么怎么着。他搞不懂，叫来一个下级军官。那人懂了，他也有过这种经历。在当兵的帮助下，他把我扶起来然后重新重重地丢到一边。我的头撞到墙上，又失去了知觉。
等醒过来，轻微的恶心感觉没了，代之以晕眩和脖子扭痛。但大体上平衡找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向着一扇打开的门走过去。走廊尽头的喊叫声已经停止。几个正在聊天的士兵转过身来看见了我。想偷偷遛出去是没戏了。当兵的过去敲门，通知他们我醒了。一个军官探出头来：“很好，把他带进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刑讯室。在受训期间听人说起过，也让我看过当事人的证词和报告，还对我进行过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