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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重返叙利亚这个数月前曾经发誓要永远离开的地方，感受难以言表。又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了，就在离我一米之遥的地方晃悠，心里除了微微刺痛以外也没其他。当我说到心脏，我就必须聊聊胃啊肩啊，肘关节啊，第一第二根肋骨啊，不知所云。我已经忘了过去，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什么也不提起。
一个同事已经帮我打好前站。他确定了几个可以做联络员的人选，我则负责最后甄别，因为要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必须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同事是个疑心颇重的人，如果他说找到了上上人选，我就可以闭着眼睛去见面了。
在这些地区旅行，不经历几次盘查目睹几次逮人几乎不太可能。我一共遭遇了十六次盘查，看到九次抓人场面。当兵的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误伤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抓捕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章法可言。一个农民摔一跤，身子自然弯了下去，那些士兵怕他是要掏武器，一枪将他打死。还有个人被吓坏了，士兵叫他往前走他却向后退，也被当场崩掉。
士兵的神经质有他们的原因：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变成了骚乱。马路上一片狂热，很难看见一个举止含蓄的人。那些不愿意参加游行的都被定性为叛徒。我不断被盘查的或者游行的人堵住，最后干脆从野地里穿过去，这才得以喘口气。到达约人见面的那个村子时，我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这也有好处，如果等我的人不够诚意，那就早打退堂鼓了。
这个小村也被骚乱波及了，甚至有过之：狂热的人群，到处打砸，点火，喊口号……我一眼看见了要找的人，就在八十米开外。他也看见了我，冲我这边走过来。我确认了一下，没有人监视。一个领队冲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句，我听清了，是要所有人都齐颂经书。我那个未来的联络员没有开口，还在拨开人群往前走。一个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叫住他。他必须加入进去才行。可这个傻瓜不吃这一套，他转过身去，脸上挂着明显的怒气。
事态发展太快了。又一个人上来将他一把推倒在地，而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惹恼了这些人，他们向他扑了过去。我冲进正在殴斗的人群中间，用身子挡开一些拳脚，总算把这些疯子推开了一点。他们没有把攻击目标转向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把这种场合当成了实地演习。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我自己所处的形势，我对Krav Maga的理解一次比一次好。我甚至能够避开一击。真是头条新闻！我第一次达到了这种效果……一分钟过去，他们不再死缠烂打，退开散去。我的联络员失去了知觉，而他们的愤怒也消退了。
我把他到一个角落。这下我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颅骨被打碎了。可是我过去得已经很迅速了，在我没有干预之前他哪怕能站住四五秒钟也不会如此。
我现在没了联络人，手上还抱着一个死人。他的朋友得知死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可能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不告发我已经是件幸福的事情。我想了想后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他死得还是像个英雄。他不该躺在水沟里，他值得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于是冒险将尸体运回到他家中。
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很了解那些和他一样刚强的人。他们很欣赏我举动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儿，以后肯定会死心塌地做我的联络人。我发现这片地区很平静，并且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位置非常理想：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这里住宿和外出；另外，这块有一个二级数据服务站，它的功能级别足以让我进入一些重要的数据库。我使用的技术也正好相配。从这方面来看，十全十美。就这样，同样性质的长期旅行又开始了。
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要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生存下来。形势真真是越来越严峻。一切都快速变化，是在是太快。四分之一个动作就已经足够定下生死，不是对付那些没脑子的士兵，就是那些赫斯底理的疯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控告或举报自己的邻居。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些大喊大叫的疯人围在中间并大打出手。没有十分之一秒钟可以喘气或是思考。
多夫认为，在被人群围攻的时候是自行解围是不可能的。他很赞同在必要的时候，由Krav Maga高手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我自己比较好地消除了脑子里这种念头。
我新近安装的东西截到了一些数据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回收到了不少情报，成效比预想的还要来得早。就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家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一个试图进入以色列境内的游击队员被抓了，他专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恐怖分子训练营传递消息。他的几个联络人也同时被传讯。据说他们一直用电台联系。他并不是那个最机灵的人，但我对此不能肯定。
对他们的审讯有一些效果，所以我那些头头们都很高兴。他们算盘打得很好，拟了几个最荒诞的计划。对那些和我相关的部分，我都做了最坏的估计。
指挥官宣布：“这下你可以经常无惊无险地回来了，呆足够长的时间。”
还是老一套，一切都被那一大堆屁股不曾离开扶手椅的人有条不紊地分析好了。而操作的人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那边那些狂热的家伙未必就吃我们摆好的诱饵，轻易上钩。
“你养成了‘逃避或者怀疑’的习惯。可每一次都成了，对不对？”
总是这套，“成了或者砸了”。如果成了，还禁止抗议。说什么“危险估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害我，他们已经什么都决定好了安排好了。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我讨厌这种纸上谈兵，可是如果想要国家尽可能减少几个敌人，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又是实用的。
有时候，我对头头们的抗拒和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终极目标的认同是脱节的，这让我处在一个很难受的处境。最后管他呢，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自我意识了。
第九章 伊朗的死亡游戏
1999年6月24日：近六十枚喀秋莎导弹向Kiryat Shmona市和加利利地区西北部发射，两死，三十七伤，损失惨重。
作为还击，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黎巴嫩地面设施。
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信息收集给以色列：一些名字、地点和日期。另外有支队伍负责把这些碎片给串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是些什么，因为都直接通过我事先设置的技术系统给传走了。
指挥官声称：“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他这么关心我真是好心，不过他最好明白，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什么马蜂窝可能更有用。难得开一次情报会。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认真看待他们透露的一些关键：情报常常被“歪曲”。当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时，他们解释说：“如果你哪天垮了，还需要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输掉。”
要搞清楚阵营的奥妙，并不需要和我的“情报分析员”同事们一样变成情报专家。在黎巴嫩，我每走一步都会和叙利亚间谍不期而遇。在真主党那边，我们定期接待伊朗谍报员的来访。而在伊朗，在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碰上的是俄国人。我原来也知道他们在提供援助和武器，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不疑。
在国际反恐的原则下，美国和俄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期望依靠这一纸约束，在1999年底之前中止对德黑兰方面的军火出售和“技术支持”。更有理由看看事情如果进展了。
我在真主党分部的时候，那儿的指挥官很盼着我能施展本事搞来大笔钱，好让他们在那些看不起人的出资人面前，也能捍卫捍卫“实际操作人”的立场。德黑兰为真主党提供军火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俄国武装伊朗也同样不是秘密。总而言之，他们的交易途径奇特得很，以至于在真主党潜伏期间我曾亲眼看到，由伊朗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竟然是两伊开战时候伊朗从以色列购进，而以色列又是直接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支持……
对我来说，这些就像我所处的环境一样，完全陌生。我得好好研究俄国，补充一些常识。倒不是为了装成本地人，否则有些肤浅的了解也就够了，而且我一直有意保留着欧罗巴口音，这样我更有吸引力。我开始选修补充课程，“苏联政治”，然后是现在的“俄罗斯”。为了这个目的，我还加入了一个“老人”小团体，他们给我传授一些经验之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扎克的，反俄表现突出。他给我展现了俄国地理政治形势的全景。
我很受震动，对他说：“听你这么一讲，在冷战那些年人们是完全相信共产主义教义的。”
“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那里的共产主义现在也没有消失，秘密地不受关注地继续存在，那些都是没有法律可言的地方，没有西方人敢去！”
“你真是彻彻底底的妄想症，”他一个同事很粗暴地说：“你看过去遍地都是俄国人！”
扎克卖力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静静地听着。我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接近真相。在场的头头们始终一言不发，表情严肃。
没人公开附和他。也没有人反驳。接下来几个星期，扎克因为“健康原因”带薪休假了。公开的说法，是他被严重的妄想强迫症所困扰。一些私下传言则说，他的言论有人不喜欢。这再一次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高层考虑什么，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就是棋子，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有限。我们可以关心的，以前苏联为界线，“到此止步”。
2000年7月随着军火交易升温，我被带进了伊朗上流社会的圈子，置身于顶级豪富之中。这些人有一个特殊的识别标志：手里成天拿一根高尔夫球棍四处炫耀，这和别人戴劳力士表或者穿耐克鞋异曲同工。他们乐得迈着懒散的步子四处溜达，屁股后面跟一帮球童，看起来就像奴隶，时不时挨上几棍。干别的纯属多余，拿上球棍就足够了。草坪供乡村俱乐部使用，而运动嘛，说实话只有聊聊无几的游客对它感兴趣。附庸风雅和奢侈在全世界都一个样。草场对于沙漠地区显得过于奢侈了。如此多的水用来养一片草坪，却不能用来养牛养羊……可没人在乎。
我们到这里来算不上潜入。当地警察对以色列特工早已司空见惯。不过一旦被指控有罪而不幸被捕，那就有判死刑的可能。这种事情是有的，虽然很少公之于众。一般情况下，外界知道的几次审判只不过是替死鬼，目的在于警告或者报复那些已经成功逃脱的真间谍。
间谍案并不归警方管。以美国人的说法，由“政府探员”负责调查和“审问”。一个人，不管你是真的有罪，还是只有嫌疑或者完全无辜，其经历都一个样：绑架，也就是说先被药物迷倒，然后带到别处关押两三天，强行审问之后再被迷昏。等到醒来，已经身处旷野或者垃圾堆里。然后他恢复神智，步履艰难地去医院，回旅馆，找朋友……而这些都肯定被人跟踪，从他一举一动所得到的信息比审讯时还要丰富。
交待这些背景情况的时候，我的头头们只说起“偶尔发生的绑架”，没什么大不了，“当然，会有审讯，不过两天就放出来了”。总而言之，小意思，稍带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我所知道的是，最新一个有此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