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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目光投向训练厅。两个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我觉得自己身在四维空间。我长吸一口气：“我回来了，好好地……”一字一顿，说得很慢很慢。
他看着我，笑容很古怪。他听懂了。
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叫人不安的东西，可是幻听过来纠缠我了。辱骂声和威胁声，接二连三，隐隐约约，中间夹杂着和我无关的轻声的谈话，好像是有个人在问时间，另一个人在说他刚做好的饭菜，要么就是一个有趣的笑话让他发笑。
声音清晰起来，最后变得像利刃一样锋利。这声音太让人难受了，我想躲开。声音在持续，又来了，缠住我，无休无止。是过去还是现在，是梦还是现实？我想我也非搞搞清楚不可，我集中注意力，努力去听这些包围着我的喧哗。现在我听到了痛苦的喊叫。别人的喊叫。然后是我自己的。可是，我喉咙里好像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我又一次被恐惧占据了全身。有人向我走近。我听见他们踩在石板地面的脚步声，金属的碰撞声，咆哮声……
我得行动，逃离这种处境。应该继续抗争。如果不放弃，就一定可以出去。我必须用精神力量让我在痛苦之中的身体活跃起来，告诉它要斗争下去，告诉他机会来了。虽然微不足道，但机会总是有的。行动起来，挣扎，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试试看。
但是在我内心深处，一个声音低低的，在努力安抚我。那声音向我保证，这一切都是幻觉，是不真实的噩梦。
太好了，这真的是过去。
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
2000年9月：阿克萨清真寺事件。一个听命于阿拉法特，从法塔赫分离出来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随即出现：阿克萨烈士旅。
一回到以色列，就被迫到那个脏兮兮的医院去做各种检查。我觉得很难受，千奇百怪的痛楚时不时发作。因为受刑的缘故，我变得很容易受惊。多夫为此忧心忡忡，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关切地守着我。
“我看你从回来开始就一直惶惶不安。你怕什么呢？”
“怎么？要我解释给你听？”
“是的。哦不，”多夫纠正道：“我是想问：这是创伤导致的‘生理性反应’，还是因为过于忧虑导致的心理恐惧？”
“前者，生理上的。”
“真是的。这比较难以消除。”
“很抱歉。”
“这不是你自己的原因，”他安慰我，“归根结底，也是。不过会好的。”
当然是我的错，我们犹太人，犯罪感从来都是最强烈的。
医生过来了，脸色阴阴的，让我感觉不妙。他冲我笑。这更危险。一般来说，当他要放肆责备和教训我的时候，他总是皱着眉头的。如果冲我笑，那是因为怜悯，并非检查结果良好的表示。
“很严重是吧？”
“我还需要给你作些别的检查。不是心脏的问题。也不是神经上的，至少不是病因。情绪不说明问题。说到底，从你的报告来看，我不清楚你到底怎么回事。”
多夫最先反驳他：“可是事实很清楚：她的神经受了损伤。就是这样。”
医生否定了：“没有。刚才做测试的时候，她的神经很正常。没错，它们受了折磨，但是一切正常。是别的问题。”
多夫不依不饶的：“就是神经上的问题吧？”
“神经有问题，但这是其他导致病痛的问题所带来的。我们还没有找到源头。”
“是生理上的，这不复杂吧！”
“是生理上的但是我觉得复杂。”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问他：“你要把我在这儿放上很长时间吗？”
“不会。观察一两天，目的是为了采血样。”
“花两天时间采血样？你说的，我受了‘折磨’，但是还没完全变傻！你对我隐瞒了什么？”
“还要作些补充检查。”他加了一句，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隐隐透着不好的兆头。
“什么补充检查？”
“真的没什么，要勇敢一点！我现在就做，免得你再疑神疑鬼。跟护士去吧，她会帮你做好准备。”
我担心地问：“天，帮我‘做好准备’ ？什么检查？”
“就是取点骨髓样本而已……”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医生和多夫把我拉住。护士很紧张，跑出去叫人。
“放开我，否则我揍你，我说话算话！我要出院！”
“我亲自来做。你相信我，对吧？听我说，只要做得好，一点事都没有！很快！”
“多夫，告诉他让我清静点，要不就没什么好结果！”
“你就不能让她平静一下，等会儿再做吗？我可不敢保证她的神经不出问题……”
“这非作不可。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好了鱼儿，勇敢点！我需要你的配合！来！我曾经给患癌症的孩子做过采样，他们都不抱怨，你反倒要和我扭扭捏捏吗？”
看样子，他是要以情动人。
“下流东西……你知道该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你。”
他点点头：“没错，我太知道了，我算是认识你了。来吧，我保证尽我所能，让你尽可能不感到难受。得让我搞清楚你究竟怎么回事，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为了那些有可能遇上这类情形的人。”
一刻钟后，他开始了。多夫走到我旁边，使出浑身解数分散我的注意力。老天，时刻有人护着真是太舒服了。
医生告诉我：“快完事了。还好吗？不算难受吧？我听不及……”
“当然难受。不过这是表面的，所以没什么。”
“表面的？”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表面上的难受，比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受得多。”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分析分析你的骨髓。还应该分析你的脑部，你有点迟钝。好了，你看，做完了！”
几秒钟后，我觉得从腰部开始，像是被放光了电的电池。又是那种灼烧的感觉，从脚到头漫过全身，和第一天的时候一摸一样。此时对噩梦重来的恐惧超过了身上实实在在的痛苦，我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你怎么了？我已经完事了，不会碰你了。”
“你让我虚脱了。”
“怎么会！你有什么感觉？哪里不舒服？告诉我们，说出来！”
这回，真的是疼痛让我大喊大叫了。剧痛卷土重来，还有那种窒息的感觉。说给他们听？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拼命地寻找空气，就像个疯子似的在挣扎。我听到周围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在摁住我。我感觉到他们把传感器装到我身上了。痛的感觉越来越猛烈，变得无法抗拒。我不知道心脏和脑袋哪个会先爆裂。和从前几次一样，心脏首先放弃了，我又进到了那片熟悉的轻柔的白雾之中，那么舒服，那么愉悦。老样子，他们的声音变远了，可依然向我飘过来。
“她心肌梗塞了！”
“我跟你说了，为时过早！”是多夫。
“好了，心脏又起博了。她这东西真是结实，不可思议……”
“以她受过的训练，会熬过去的！”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的训练吗，你所谓的Schmock？看看这些年轻人，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
“你和那些叙利亚人说去！我们干得很好，因为她的心脏又开始跳了！想想她在那边受的一次次拷打……”
“我想了。再做个采样。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反正她还昏迷不醒。”
几分钟后，我缓过来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上，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而且，是一个单间。
多夫，那个医生，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观察我的温度计，手里拿着笔记本。
“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醒醒，然后详细说说情况。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
我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不要冰糕。”
“什么，冰糕！你没事吧？”
“行了，看来这不是幻觉。我真的回家了。”
医生笑了，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
“看到了吧，嗯？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至于你嘛，你把发生的事都抛到脑后，好吗？保证？”
我向他保证。我目送他离开，又满心忧虑了。我心想，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呢。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所以，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配方，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的每一样东西。研究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是复杂得很。有时候，某些成分被找到了，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但在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于是绞尽脑汁，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也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早就该放弃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负责“行业对外关系”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以物资的力量——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没任何收获。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很奇怪的是，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常规成分”也找不到。事情变得让人灰心。看来，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那个混蛋说他们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看来并非诳语。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
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这能帮助我“排出”一部分毒素，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直到突然爆发，这种爆发会毫无预兆，大白天，大街上，随时随地。
遗憾的是，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他们因此反对。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我一点也不想做个试验老鼠，但我没的选择。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管他医生怎么说呢，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
2000年9月的一个早晨，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美国人突然来了。一支特种部队，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现在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热气蒸腾，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正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拜“不合法”的Krav Maga之赐，我被钦定了，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归我指挥。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可惜的是，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好走向了反面。我们其实满怀嫉妒，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天真态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