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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宋以后常用之药中没有记载的不止牵牛子一味。李时珍认为，不应因
古人未曾言及，我们今天也不对其性味功效作认真研究。刘守真、张子和把
牵牛列为“通用下药”，李杲发议论“极力辟之”，甚至说它非神农药，确
是矫枉过中的行为。（《牵牛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弟1257 页）
李时珍概括自己的临证经验，说明诸家本草未用之药，近世用之确有神
效。《蚕茧·发明》写道：“蚕茧，方书多用，而诸家本草并不言及，诚缺
文也。近世用治痈疽代针，用一枚即出一头，二枚即出二头，神效无比。”
（校点本第四册，第2851—2252 页）方书中传下的一味单方，竟然补诸家本
草之缺，因此对方书不当歧视，而应肯定其对医药的贡献。李时珍的这一思
想是正确的。
古方罕用而后世成为要药的还有山楂、女贞、玳瑁等多种。李时珍分析
各种药物古方之所以罕用，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由于名称不统一：如山楂
古称赤爪，又名棠实不一，其功效不显。李时珍说：山楂，“古方罕用。
故唐本虽有赤爪，后人不知即此也。自丹溪朱氏始著山楂之功，而后世遂为
要药。”（《山楂·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74 页）足见一种药物能否得
到普遍使用，有赖于著名医药家论述其性状，以便人们遵循。女贞子，因有
《典术》论证其功，乃得称为上品。李时珍说：“女贞实乃上品无毒妙药，
而古方罕知用者何哉？《典术》云：女贞木乃少阴之精，故冬不落叶。观此，
则其益肾之功，尤可推矣。”（《女贞·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02 页）
有些药物之所以罕用，实由于罕见：如玳瑁，产海洋深处，大者难得。苏颂
说：“人药须用生者”，更难得到，因此医家罕用。李时珍说：“玳瑁解毒
消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至宋时至宝丹始用也。”（《玳瑁·发明》
校点本第四册，第2499 页）以上都说明，古今药物多有变迁，原因亦有多种，
昔日罕见、罕用之药，后世成为常见、常用之药，毫不奇怪。考察药物的发
展，应持历史主义观点。
豌豆，今天成了日用食粮。唐、宋诸本草都未见列入。李时珍写《豌豆·发
明》阐发它的药用价值说：“豌豆属土，故其所主病，多系脾胃。元时饮膳，
每用此豆捣去皮，同羊肉治食，云补中益气。今为日用之物，而唐宋本草见
遗，可谓缺典矣。”（校点本第三册，第1518 页）李时珍并不因为豌豆是日
用之物，就忽视对它的医药价值的研究。其实，愈是日用之物，对身体营养、
健康影响愈大，医家更应悉心研究。李对珍基于此种认识，将今日所用谷物、
菜蔬、肉食、果品一一列入本草，详加研究。不少地方，发前人之所未发。
李时珍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代药物学家对本草学的贡献，指出许多药物
的药性、形态、主治功用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深入研究，
从片面到全面，逐步丰富起来的。《术·集解》指出：“昔人用术，不分赤
白，自宋以来，始言苍术苦辛气烈，白术苦甘气和，各自施用，亦颇有理。”
（校点本第二册，第734 页）这说明术虽是自古以来常用药，对其性味的认
识，也是不断深化的。白鲜皮，曾是治风痹的要药，后代只用它治疮科，说
明对同一药物性味主治的认识，不同时代各有偏重。李时珍在《白鲜·发明》
中写道：“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药也。兼入
手太阴、阳明，为诸黄风痹要药，世医止施之疮科，浅矣。”（校点本第二
册，第803 页）同样，土伏苓可健脾胃，去风湿，古人却不曾认识。李时珍
将其增人本草并作了详细说明，指出：“土伏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
草。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
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土伏苓·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96 页）
此药陶弘景命之为禹余粮，陈藏器名之为草禹余粮，苏颂名之刺猪苓，都因
不明其主治，未正式列入本草。李时珍为之定名，详解其性味、主治，更收
集了六项方剂，列入“附方”，使人们明其体而达其用。他用自己的新贡献，
有力他说明了药物学的内容在不断发展。对古今常用方剂升麻葛根汤的疗
效，李时珍也用自己的临证经验，增加了新的解释。他说：“升麻葛根汤，
乃发散阳明风寒药也。时珍用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时行赤眼，每有
殊效，神而明之，方可执泥乎？”（《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
李时珍不只用发展的观点分析药物品种、性味、主治的古今变化，而且
对同一药物的主要产地也注视其古今不同。李时珍指出：“黄连，汉末李当
之本草，惟取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澧州者为胜。今虽吴蜀皆有，惟
以雅州、眉州者为良，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黄连·集解》校点本第
二册，第771 页）
正由于药物古今兴废多有不同，故本草著作历代多次重修。以往重修的
本草，以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最为李时珍所敬佩。他评论道：“藏器，
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
来，一人而已。”陈藏器对本草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可是不少肤浅之上，
反诮其僻怪，对他的著作多有删削。李时珍批评说：”肤谫之士，不察其该
详，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
有时，名称或变，岂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校点本第一册，第
5 页）这是李时珍对古今药物变化发展的基本看法，也是他坚持发展观点的
生动体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新增了数百种药物，对许多药物的性味、
主治，根据自己的新认识，作了详细阐述。由于他以正确的发展观作指导，
故所著《本草纲目》能超越前代，树立新的典范。
三、相反相成的矛盾分析法
祖国医学中包含着深刻的阴阳对立统一学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最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观察分析问题。他用充分的事实阐明不同的药
物，正因其性质相反，在同一方剂中，可发挥相反相成的作用。人们正是利
用不同药物的对立性，促其“相反而立功”。李时珍更用丰富的临证经验和
医疗史实，阐述了在使用某些药物时，由于忽视对立统一法则，因其有一定
的疗效就长期使用，病愈仍不停止，久之发生偏胜现象，良药转化为毒药，
反致人于死命。他运用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分析了良转化为毒、利转化
为害、福转化为祸的种种事实。
对立统一法则，人们经常讲、经常用，哲学家们往往讲得比较抽象、干
枯。李时珍结合药物实践经验，运用得十分成功，讲得生动、具体。可以说
古代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法则，被李时珍讲活了，用活了。李时珍列举大量生
动事例，说明人们在形而上学思想支配下，为了长生、健康，或眼前的舒适、
愉快，长期服用某些药物，不知不觉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某些庸医由于
不明白矛盾转化的原理，不顾具体情况，妄用某种药物，一时受人欢迎，实
乃驱人于死亡之途。
中医处方治病的基本准则是逆病症用药，即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是为
“正治”。在特殊情况下，当病状显示与病因不一致时，采用“反治”原则，
即热因热用、寒困寒用，其根本宗旨是“伏其所主”，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运用对立统一法则，采取医疗措施。“正治”的目的在于使热病因用了寒药
而去其热，寒病因用了热药而去其寒。“反治”的目的是顺从病人表现出来
的假象（即症状与疾病性质相反者）用药，表面上看来是“热”病用热药，
“寒”病用寒药，实质上仍是去热病之热，去寒病之寒，只是由于病状反常，
治疗方法随之反常罢了。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是利用相反相成的原理，以
恢复人体生理机能的平衡状态。医疗中贯彻的这一基本准则，李时珍“约取
《素问》之粹言”，作了明确表述，写道：
气味有厚薄，性用有燥静，治体有多少，力化有深浅。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用热远热，
用寒远寒，
用凉远凉，用温远温。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
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
者弃之。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折者，不足补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
散之，留者行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
李时珍根据《素问》以来中医治疗中的这些基本准则，针对各种病证，
详细阐述了处方用药，无非是按对立统一方法处理问题的过程。凡是符合相
反相成的准则者，则药到病除；违反此一原则，则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关于仙茅，由于许真君书中说它“久服长生”，不少人妄意久服，反受
其害。原因何在？李时珍指出：“仙茅，盖亦性热，补三焦命门药也。”它
不是任何人服了都可得益，应作具体分析。“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
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助火。”
天门冬，与滋补方同用，对某些人很有益。脾胃虚寒之人服之反而致病。
李时珍在《天门冬·发明》中阐发这一道理：“天门冬，清金降火，溢水之
上源，故能下通肾气，入滋补方合群药用之有效。若脾胃寒虚人，单饵既久，
心病肠滑，反成瘤疾。”（校点本第二册，第1284 页）“合群药用之”，取
其相反相成，生滋补之效；“单饵久服”，则必然产生偏胜之害，因其违反
对立统一法则。
冬天，不少人喜欢吃狗肉，取其性温，可补脾胃。李时珍却警告说：“脾
胃属土，喜暖恶寒。犬性温暖，能治脾胃虚寒之疾。脾胃温和，而腰肾受荫
矣。若素常气壮多火之人，则宜忌之。”（《狗肉·发明》校点本第四册，
第2715 页）这同服仙茅的道理相似，气壮多火之人，再加性暖之物，超出常
人生理机能所能适应的限度，欲得利而反遭害。
黄檗，是一味补品，人所共知。《名医别录》说它“久服通神”；名医
张元素说它能“泻膀胱相火，补肾水不足，坚肾壮骨髓”。李时珍说它“得
知母，滋阴降火；得苍术，除湿清热，为治屡要药”。有些人违犯相反相成
的规律，妄用之补阴，结果反受其害。李时珍揭示其中道理说：知母佐黄檗，
可产生金水相生的奇效，为补阴要药。然而补阴太过，则“真阳暗损”，阴
阳失调，必生他病。这说明违反对立统一原则，必受自然法则的惩罚。对这
一原理，李时珍体会是何等深刻。（《檗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22
页）
茈胡，又名柴胡，本经列为上品，言其“久服轻身，明日益精”。医家
大明亦称可“补五劳七伤，除烦止惊，益气力，消痰止嗽，润心肺，添精髓”。
李时珍根据对立统一原理，详加分析，指出，此虽良药，并非人人可用。他
说：“劳有五劳，病在五脏。若劳在肝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