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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年轻就当上团长了？”
我立刻回答说：
“阿津同志，您也不老呀！”
“老是不老，但是活了很久了……是共产党员吗？”
“是，”我自豪地答道。
“你的团在哪？”
“正在城市南北两侧防御敌人。”
“你要防御很久吗？”
“我想，您一到来防御就结束了。”
戈尼欣旅长插话说：
“阿津同志，他觉得进攻比防御更带劲……”
阿津看了他一眼，戈尼欣没有说下去。
“这要以后看”，阿津转向我说：“两小时后，到这里来，我们去看看对手。”
“是！”我回答道，并按条令做了个向后转，走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我骑着我的棕黄色的马，准时来到旅部。门口已经备好了两匹马。我下了马，把僵绳交给了传令兵。
阿津和戈尼欣从旅部走了出来。这时，我有机会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师长，他的肩很宽，动作灵活，步伐矫剑他的打扮相当奇特：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制服，领口敞开着；肥大的哥萨克裤子下面是一双带马刺的靴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戴得稍向后偏，这就特别突出了他那宽大的前额和向右梳着不十分浓密的、柔软而色淡的头发。手中还提着一条长长的马鞭。
他跳上自己的顿河种马，立刻向城北奔去。跑上田间大路后，他勒住马。我一直一步不落后地紧跟在他后面。
阿津看了我一眼，问道：
“很早就会骑马了吗？”
“6岁学会的。”
这时，戈尼欣也赶上来了。 阿津用手指着东面的敌占区，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
从我们站的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河的对岸和地平线上连绵的高地。我回答说：“强渡维亚特卡河之后，我将通过亚科夫列沃村向前进攻，以便夺取村东的几个高地。”
阿津说：
“你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有夺取这些高地，才能保证其余部队渡过维亚特卡河。”
他又问：
“占领这些高地之后，你准备留多少预备队？”
“大概一、两个营。”
阿津惊讶地转过身来：
“什么？”
“是这样……我的团现有5个营，而不是编制规定的3个营，所以我可以大方点。如果行动顺利，就得留两个营作预备队。”
听了我的回答，阿津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派谁担任前卫？”
“用轮船和驳船可以一下子运过1营、3营……和乐队。”
“什么乐队？要它干什么？”阿津皱起眉头。
“团的乐队……为了让大家战斗得愉快。”
“是这样，明白了。你自己这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轮船上，我留副团长指挥其余部队渡河。”
“对，”阿津赞许道，又警告说：“记住，整个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速度。”
阿津再次肯定了我的各项安排，就让我回团里去。他带着戈尼欣向北奔去，寻找左邻部队去了。
他们走后，我回想了我们的谈话、师长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我明白了，勘察地形时，师长暗暗地对我进行一次军事考核。此外，我还确信，我对师长的渡河计划的理解是正确的。
回到团部后，我见到了师政委T·H·佩拉耶夫。他十分平易近人。深棕色的眼睛带着关心和信任的神情，说起话来温和平静，但每个词都像钉子一样钻进你的头脑。总的说来，他不愧为阿津的战友。和他一同来的是我们团的新政委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对此，我十分高兴，因为一个团没有政委，就好像一条船没有桨一样。
杰尼索夫黑脸膛儿，黑头发。他当即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1918年入党，原是坎巴尔克工厂的工人，工厂在卡马河左岸、萨拉普尔后面。
“其他情况我们以后在工作中会互相了解的……”
初次见面，我就感到政委是个性格刚毅的人。
佩拉耶夫询问了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服装和弹药等情况。我回答说，这些当然都不充足，但我不想叫苦，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接着，师政委衷心地祝贺我加入了党组织，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忍不住地向他讲了自己在会前的激动心情和想法。还讲了会议的经过。我讲话时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听得很认真。
“好，我希望您能永远记住这件事。”他说。
“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我回答说。
7
国内战争有许多独特的斗争组织形式。武装起来的人员被编组为军队的不同的战斗单位——团、旅、师、军或游击队。他们懂得斗争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自己的战术方法。他们积极主动，而不是墨守成规。每次战斗都有创新。在这种战争中，如果不能经常地创造性地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惨遭失败。高尔察克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库中得到的当时是很完善的军事技术装备。因此，同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就更加艰巨，因为妥协是没出路的。对高尔察克来说，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而对我们来说，只能胜利。
高尔察克的富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们，让自己的部队去占领交通干线、铁路枢纽、重要的行政中心、工业城市和产粮区。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机动部队和兵团。与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居民点、道路和江河地的斗争。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即使在高尔察克军队暂时停止进攻的时候也没有。他们仍旧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卫军军官指挥的、装备齐全的机动部队上。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保卫共和国的军队，同样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实施同样的机动进攻战役；他们也没考虑到，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已经成为战斗的联盟，而全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高尔察克匪帮后方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成为我军完成战斗任务的依靠。
党提出的“全力反击高尔察克！”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军，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个口号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纲领。
这次我组织全团准备进攻时，我就预测了进攻的发展进程，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估计。我设想了这样一幅战术画面：敌人防御，我们进攻；敌人希望我们正面进攻，我们却要寻找侧翼；但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敌人又调整了部署，并重新占据着防御我进攻的有利阵地。其结果是，我军不断地遭受损失。这就是说，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很好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要象人们常说的，成为指挥员的耳目。
同时，我认为，防御和进攻一样，也需要侦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抽调优秀的战士，组织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骑兵侦察队上。该队队长由智勇双全的菲利普·古里亚诺夫担任。他挑选了近40名久经征战的老兵，都是和他自己一样勇猛的骑手，而且枪法准确，刀技娴熟。他们中的每个人我都认识，经过前几次战斗，我对他们都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身村高大、骨骼粗壮的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向我走来。他的手很长，背微驼，脸上长满粉刺，说起话来带着鼻音。
“崔可夫同志，您吩咐吧！”他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会干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会。”
“比如说呢？”
“你愿意的话，咱俩摔一跤，可是，如果我把你的骨头摔断了，你可别怪我。”
“还会什么？”
“枪打得准，还能在骑马时藏身在马肚子下面。难道你不知道是我把杜金团长连人带马从泥潭里拉出来的？”
我们聊了起来。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曾经在沙皇禁卫军猎骑兵团当过兵，后来参加过攻打冬宫的战斗，B·A·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时，别尔德尼科夫曾多次担任过大厦警卫。同雅科夫·马克西莫维奇·别尔德尼科夫一起参加骑兵侦察队的，还有他的朋友伊万·帕拉特尼科夫。据别尔德尼科夫介绍，帕拉特尼科夫的听力像鸟一样灵，夜间能看见东西，而且动作敏捷，任何妖魔鬼怪都会被他制服。
我觉得米哈伊尔·佩列沃希科夫也很有意思。他是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头脑机灵，身手矫健，他甚至可以追上狂奔的马。
安德列·西帕伊洛夫、瓦西里·费多托夫、格里戈里·桑尼科夫、费奥多尔·罗季奥诺夫、伊万·奥西波夫、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他们像一个人一样，都是既勇敢、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战士。 古里亚诺夫选入侦察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勇士……
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没有错看他们。
1919年5月24日凌晨，两艘战船开到了马马得什码头
附近，它们负责掩护拖挂着驳船的轮船。步兵第249团首先登船，接着是我们团。
战士们动作很快。 阿津站在码头上，不时给战士们打气。一辆装载机枪和弹药的马车停留在栈桥上，阿津向驭手骂了一句。
“你骂什么？”驭手说道：“没看到车子重吗？快帮一把！”
阿津跑到车子跟前，在战士们的助威声中，合力推起车来，马车很快就上了驳船。
两个营的部队、乐队和一门3英寸口径折大炮都上了船。
我走到阿津跟前问：
“可以开船了吗？”
他让我转过身，面对轮船，拍着我的后背，喊道：
“前进吧，敌人的末日到了！”
我们开船了，乐队奏起了《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部队情绪高昂。我们全速驶向对岸，敌人沉默着。我们看到，从对岸靠别索尼赫村的地方，划来一条小船，船里有3个白军士兵，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他们趁还未开战，脱离了高尔察克军队。
在距对岸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和驳船先后搁浅。我们立刻成了没有战斗力的活靶子。我来不及多想，马上问船长：
“水有多深？”
“一俄尺半到两俄尺。”①
①1俄尺＝0。71米——译注。
我命令乐队：
“奏《国际歌》！”说完，我纵身跳入水中。
水不深，只到胸部。站在我周围的战士，也都跳入水中。河水好像开了锅。红军战士们纷纷从轮船和驳船上跳入水中。空中回荡着《国际歌》的乐曲，水面上挤满了向前游动的人群。水面上只能看见他们的头，有成百上千个头，都在朝白军占领的河岸方向前进。
一直在观察我们登陆的阿津，看见我们的船搁浅之后，立即命令火炮加强对敌军堑壕的轰击，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终于登上了河岸。轮船和驳船在我们跳下水后离开了浅滩，开到岸边。我们搞了个码头，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