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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处理好呢？”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我当即建议他带上3—5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团队继续追击敌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他那副样子很可怕。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儿子瓦西里……才18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弹药不够……”
“你应该马上去师部，”他向我建议：“把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搞清楚……”
不用说，到了师部，我必须先向师长作自我介绍。因为我的外貌远不象个指挥员。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热天到来，我的手上，尤其是双脚长满神经性湿疹，痒得我无法忍受。所以，我经常好几个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客气点说，这种不平常的装束，会引起师长困惑不解：这个全师最年青的红军团长，怎么打扮得象个从集市上来的小伙子呢？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想起了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要去找师长，而是去找政委。我向政治部走去。首先碰到的障碍是哨兵不让我进楼。
当我向他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团团长时，他回答：
“这个你随便对别的什么人去说，而不要对我说。”说完就扭过脸去，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人。看他那整洁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长。我向他打听：
“同志，请告诉我，师政委加比舍夫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师政委加比舍夫。”他回答，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党证，并报告说，我是步兵第43团团长。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里去！”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兼做卧室的办公室。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责备起我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这副样子就到我们这儿来？活象只剥光的兔子。”
我除了口头解释外，还交验了物证：脱下凉鞋，并给他看身上的绷带……。
谈话近一个钟头。师政委询问了我团的战斗力、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武器、弹药、被装和粮食的保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一点也不隐瞒，一点也不夸张。
谈完话后，政委建议我同他一起去见师长。
“我就对他说，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见你，问清楚你是谁之后，才决定来的。”
这种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走进师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绍给师长。
“他很不幸，”他说：“他有病，甚至不能穿军装，因此他很难为情。”
师长卡尔波夫原来是沙皇军队的基干军官。开始时，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听完政委的解释之后，他的表情和悦了，并让我坐下。
卡尔波夫年仅40—45岁。听完我的报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好象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直到我问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决于形势。”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和从哪里给我团搞到供应。他认为我提问题没找准对象，让我去问师供给主任。我从师长这里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罗加诺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刚刚到达亚纳乌尔车站。你的第43团将编入这个旅……”
就这样，我结束了对步兵第5师师长的拜访。我缓慢地向政治部走去。加比舍夫赶上我。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信任的语气问：
“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儿，坦率地对我说：
“你啊，崔可夫，作为年轻的指挥官和共产党员，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样独立地去完成战斗任务，我们将支持你。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明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回到团里去，象从前一样去干吧！”
我们象老相识、老朋友那样亲切告别了。
我再没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门。对于我来说，拜访了这两个人物就够了：一个是个兄长，另一个官气十足。
的确，旅比师低一级，在第15旅里，情况要好些。旅长斯特罗加诺夫虽然不是党员，是个沙俄军队的旧军官，但他经常到各团里看看。而旅政委们，象戈里亚奇金、萨达科夫更是我们的常客。我们这些年轻的指挥员总是能感受到政治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同政委们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关系。
6月份和7月上旬，我们一直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人。他们在后卫的掩护下，竭力想摆脱我们。 白匪军的用意很明显：重新布置兵力，调集新锐预备队，到乌拉尔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敌人到达乌拉尔之前或在乌拉尔境内，赶上敌人并歼灭他们。这就决定了我们进攻的战术。我们从行进间不断突袭敌后卫部队。 白匪军的部队动员回避重大的战斗，他们竭力保存兵力。
在通往乌拉尔的路上，高尔察克占领区的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纷纷加入我们团的战斗行列。听他们说，这个地区被高尔察克军队列入征集对象的大部分男人都躲进了树林。为此，敌人的讨伐队，进行残酷的报复。他们用树条、通条抽打应征壮丁的亲人，甚至连孩子和老人都不放过。他们还威胁说，要彻底毁灭这一大片村镇。
由此我们决定：要加快进攻速度。
萨拉宁斯克工厂的工人们控诉说：“高尔察克部队的军官宣称，如果青年不去征集报到，他们就把抓到的人质都枪毙，把村镇烧光。”
最后通牒的期限是第二天上午8时。 工人们请求我们尽快占领工厂，并把高尔察克分子从那里赶出去。
我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帮助工人同志们。杰尼索夫建议挑选能够不休息、连续战斗的志愿者。结果全团官兵都是志愿者。
我们计算了一下要走的路，估算了一下时间。时间很紧张，我团将迟到3—4小时。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快速支队。快速支队由骑兵侦察员、乘坐农民大马车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班组成。立即出发的命令很快下达了。我和杰尼索夫率领这个快速支队，把团主力部队交给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率领。
快速支队连夜在树林中行进，绕过和甩掉白匪军的人数不多的掩护队伍，在天亮之前，在离最后通牒限期还差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接近了工厂住宅区。
白匪军知道我们的行动后，提前开始进行镇压。我们根据住宅区上空的滚滚浓烟猜到了这点。
“跑步前进！”我向侦察员们发出命令。
我们的机枪车上有两挺“马克沁”机枪。
我们从迎面跑来的居民身边奔驰而过。这些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许多人只穿一件衬衣，披头散发，脸上流露着恐惧和绝望的神色……我们没停下来打听村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切都很清楚……
冲到小丘上，我们看见村镇的许多房屋被大火包围着。
讨伐队在哪？他们怎么没开火？噢，原来他们怕对残暴的行为负责，正要从这里逃走。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正奔向河边。许多人找到浅滩正跑步横渡乌法河。
我们的机枪向渡口实施远距离射击。一个个长点射就象牧羊人的长鞭子，一下子把这群两条腿的野兽赶到水里。 把白匪军打退到河对岸之后，我们开始帮助居民们救火。
我们找来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维尔·杰尼索夫抓着水龙带管咀，红军侦察员们提着装满沙子或水的桶扑向火焰……
与烈火斗争的激烈场面也感动了我。我下了马后，向燃烧着的房屋跑去。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台阶上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断了一只手臂。在她头顶上方冒着一团团的浓烟，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
突然，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响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响了另一个。敌人虽逃往对岸去了，但仍用燃烧弹来泄他们对整个村镇和居民们的仇恨。
应该渡过河去消灭讨伐队的炮队，并乘胜追击……但这个任务只能由正开来的团主力部队来完成。因战士们从救火现场撤下来是不可能的。战士们是不会理解我的意图的。我的助手谢尔盖耶夫来了。他报告说，大约两小时之后我团就能抵达这里。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谢尔盖耶夫带领5个骑兵侦察员到村镇南边去寻找浅滩。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比我大3—4岁，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战斗中他勇敢异常，甚至是狂热般的勇敢，有时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发淡褐色，长着一张开朗、善良的俄罗斯人的脸庞。他已成家，但从未收到过妻子的信。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张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说，这就是他的塔季扬娜。但是，每当我问起他妻子在什么地方和近况如何时，他的脸色就阴郁起来，并且沉默不语。他从不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却偏爱谈他曾在沙皇军队里担任团徒步侦察队长时的事。
有时他的确把死当儿戏。红军战士个个都卧倒在地，伸起一只手都很危险，而谢尔盖耶夫却直着身子沿散兵线来回走动。我不只一次地责问他：
“你为什么要白白地去冒险呢？”
他总是用同样的话回答我：
“算了吧－…让他们快点打死我吧！”
不论是我本人，杰尼索夫，还是红军战士们都很尊重他的勇敢和诚实。有一次，我们与他谈起入党的事。但他好像是开玩笑似地回答：
“难道非党人士就不能象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现在，在这里，当他看到白匪军的狂暴行为之后，他简直坐卧不宁，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如果我不派他带领几个骑兵侦察员前去，他，大概会一个人奔向河对岸。
菲利普·古里亚诺夫的侦察员们跟随我奔向村镇北边。
乌法河流到此地变得又宽又浅。为了核实从居民那里获悉的情报，侦察员亚库波夫——他是鞑靼人，我们叫他亚什卡，骑马涉水渡过河，然后又返回来。 白军发现了他，向他开火，但子弹没打着身手敏捷的侦察员。一切都好。也就是说，可以步行渡河。
团主力到了，但炮兵连还滞留在途中的树林里，起码要等待3—4个小时才能到达。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敌人还在继续炮击工人住宅区。我立刻作出决定，不等炮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