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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赴前线前夕，我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举行了欢送会。师级政委、后来擢升为中将的古罗夫，对我们大家来说首先是一位战友。从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在河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受挫折时的痛苦和分享胜利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分手了……
我们将库兹马·阿基莫维奇送出中阿赫图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华西里耶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琴科、别列杰夫和我。谁也没说一句离别的话和祝愿的词，但我们都与古罗夫拥抱吻别。虽然我们大家眼里含着眼泪，古罗夫却比别人更难过：他走了，而我们留了下来……
K·A·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站在伏尔加河岸上，炸弹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们一眼，微笑着说：“破是破了点，但还能戴。”
他是个善于把严格的党纪和军纪同令人信服的语言结合起来的坚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善于及时地在政治中保证所有战斗计划和措施的实施，不论这些计划和措施什么时候实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选定哪个人之后，就给予信任，从不用繁琐的监督去对待别人。他经常对我说：“这些汇报应当查实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实的”。事实上，也的确象他说的一样。在生活中，他是个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 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
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
《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
“第62集团军的光荣将与世永存。几年后，在炮弹翻耕过的战场上，将长出嫩绿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耸立起一座座崭新明亮的大楼。那时，我们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是的，当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
我那时的激动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当然的自豪从来不会使人有思想负担，但它也不会让你高枕无忧，否则，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考虑到：当时消灭敌被围集团的战斗还在进行，敌编成内有22个师、160个独立部队，共计33万人；随着合围圈的缩小，他们被紧迫到遭到破坏了的城市的墙角里，但他们还相信，“顿河”集团军群的强大的坦克兵团一定会接应他们。那么，那些天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那时毫不怀疑，这场规模宏大的交战，必将以敌人的全部覆灭而告终。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队突破合围圈，并与保卢斯部会合的话，那么，第62集团军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还要经受多少次考验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焦虑不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很久以后，在各级领导人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差不多过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交换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时正在索契疗养，午饭后，响起了电话铃。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谁讲话？”
“我是波斯克列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
由于太突然，我有点慌张。很快传来了低沉、平稳、人人都熟悉的、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斯大林问：“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样？感觉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觉也极好。”我回答说。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10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
“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
“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年12月我们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祝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
“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
“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