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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廷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在托博尔河以东约3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还未走到约300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4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40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会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5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1时左右，第1和第3营就已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登陆场展开，作为进攻的第1梯队。我把我的副手布哈尔金率领的第二营留下做予备队。
第1和第3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大约2时左右，我们开
始偷偷地向敌阵地接近。尤苏波夫政委和我在这两个营的结合部。部队行动很肃静，口令都是低声下达的。以后，随着黎明的到来，部队紧贴着挂满露水的草地匍匐前进。进攻前，部队躺着休息了15分钟，同时对敌掩体进行了观察，它们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起来！跟我冲－…”我小声地向散兵线下达命令。政委站了起来。我们并肩而立。我们身后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似的都站了起来，向前冲击。右边有人忍不住喊道：“乌拉！”
全体投入进攻。1～2分钟后，我们已站在掩体的胸墙上，用枪口对准了呆若木鸡的敌官兵。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缴了白军的械，并把他们送往后方以后，我继续前进。第1营穿过树林向马佳克会让站冲击。第3营向东北方向展开，以继续扩大突破口。在铁路附近，我们的几个连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直到这时，我才向炮兵下令开火。敌人的一辆装甲列车从东边开过来，遭到我炮兵的打击，立刻向瓦尔加希车站退去。
到上午10时，全团前出至树林的东边，突破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且战且进，推前了约15公里。我们旅的其它部队跟随我团转入进攻。
中午时分，沟通了联系。卡尔波夫师长打来电话，向我下达了新的任务：在东北方向上巴拉什科沃村进攻。我试图解释说：部队没有睡觉，已很疲劳，需要休整。师长打断我的话说：
“我希望第43团同样出色地完成新的任务，从而支授极需支援的其他各团。”这时，仿佛是顺便说说似地，师长又补充道：“我要给第43团请功，呈请授予政府级奖赏。”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捉了500多个俘虏，缴获了3挺机枪。我们师的突破和尔后的进攻，与第5集团军部队的总攻汇成一片。敌人失掉托博尔河上的有利阵地后，开始向东撤退。
对我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一次取得独自定下决心、果断地指挥作战的资格的考试。战斗中需要深思熟虑的果断，正如鸟儿需要翅膀一样。而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了这样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当然，不能把国内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实施方法机械地套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因为时过境迁、进行战争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然而，对解决战斗任务采取创造性的态度这一原则本身、包括主动性和慎重的果断性，是决不能放弃的。回想起过去的经验，我从精神上做好了解决新任务的准备，并尽力在准备经受新的考验过程中，用这种精神去感染教育部属。
2
1943年3月底，最高统师部大本营将第62集团军调入
西南方面军编成内，并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集团军驻扎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我们补充了兵员和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技术装备。
最高统帅部为了推广斯大林格勒部队的战斗经验，把这些部队分散到了各个军团。有些兵团完全离开了我们。一些新的师、新的兵团补充到我们集团军。
我们离别任何一块土地，从来没有象离别斯大林格勒这样难舍难分过，尽管正是在这儿，我们集团军经受了从未预料过的考验。斯大林格勒仿佛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告别了那些永远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发誓一定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摧毁他们的柏林的巢穴；我们发誓永远铭记牺牲了的战友，坚决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军用列车沿铁路艰难地行进着。敌人在撤退时曾试图彻底破坏所有一切，他们炸毁了桥梁，破坏了铁路的路基，将钢轨运往西方。我们光荣的铁路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下，居然想出办法，沿着被破坏的路基，一点点地修复了铁路线。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设置在一辆破旧的双轴客车车厢里。车厢晃来晃去，简直象货车。然而，只要它摇晃，说明客车还在行进。路上经常停车。
我想起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步兵第43团从库尔干开往船基时的情形。那次我们在铁路行驶了30天左右。从斯大林格勒到斯瓦托沃一库皮扬斯克的距离，要比从库尔干到大卢基近5—6倍，但军用列车却走了一个多星期。
谁也还没有给我们布置具体的任务，然而很清楚，我们集团军很快要投入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里彻底解放乌克兰的战斗中去。
这时第62集团军本身的状况如何？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编入本集团军的几个师，经过改编后，只留下3个师。这3个著名的战斗兵团是：C·C·古里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9师；B·F·索科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4师；H·E·巴秋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9师。与我们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些非近卫军部队。
代替已调往其它集团军的几个师，而补入第62集团军的新部队是：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A·A·马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82师。
这些师曾在其它集团军的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
这些部队全部满员，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进攻战中，获得了战斗经验。
不久，我们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告别的时刻来临了。他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他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司令部各部门和各师、团。集团军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喜欢他、对他非常尊重。当然，大伙都舍不得他离开，但同时又为他的军事天才得到承认而高兴。不举行欢送会是不能让他走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库皮扬斯克以东约30公里处，在基斯洛夫卡镇一所乡村学校的一栋炸坏了了楼房里，我们在匆忙地打扫出来的大厅里，把没有损坏的课桌和讲桌都移到一起，摆成了饭桌。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想说点心里话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是语言贫乏、是太激动影响了用词、还是这些心里话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心里明白，任命我的这位战友为集团军司令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感情上该怎样接受这一事实？我含着眼泪，真想延长分别的时刻，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的声音。可是，我致完简短的告别词后，就离开了。我要单独地呆一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理解我的心情。在临走时，他到小屋里找我，我们互相告别……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A·B·瓦西里耶夫少将，也跟着克雷洛夫离开了我们。他也得到提升，提任了集团军军事委员。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去执行任务，但往往不太注意安全。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就是由于粗心而牺牲在德军的狙击手枪下。
B·B·弗拉基米罗夫少将代替H·A·克雷洛夫担任
了集团军参谋长。他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熟悉司令部的业务工作。然而，领导一个师和领导一个集团军当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可能不表现出来。B·B·弗拉基米罗夫得到了H·A·克雷洛夫精心培养出来的集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批天才军官的大力帮助。
很快，原近卫步兵第39师政委E·E·切尔内绍夫上校接替了H·A·古罗夫军事委员的职务。他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斗。我很了解他，他性格平静，很勇敢，我非常尊重他。
又到了4月份。在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大地裸露出身子。倾盆大雨冲掉了地上的积雪。山谷里洪水奔腾，河溪泛滥，北顿涅茨河的水也溢出岸外。乌克兰的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昨天暴风雪还席卷大地，而今天田野上却飘荡着浅蓝色的雾气。在温暖的大地上，青草已开始发绿，稀疏的冬麦又开始卷苗了。
1943年4月16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
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
方面军司令员P·B·马利诺夫斯基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愉快的消息。那又有什么呢！第62集团军曾光荣地为祖国立过战功。从现在起，集团军开始过新的生活，过已预先做好进攻准备的近卫集团军的生活。
1943年4月18日，我们接到由A·斯大林和I·朱可夫
签署的大本营的训令。
下面是这个训令的某些要求：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应把富有战斗经验和英勇顽强的部队组成近卫兵团（近卫步兵军、近卫集团军）留做预备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