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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