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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