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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食
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