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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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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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