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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昆仑着《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载《宋庆龄纪念集》，第96页。
当宋庆龄5月初到达广州时，那里最突出的是军事问题：第一，如何保持广州这一基地；第二，最为重要，即如何实现孙中山建设一支军队（在苏联帮助下）的新的决策，这支军队是属于革命的，不像过去曾附从过孙中山的那些军队那样，不是以革命的“保护人”自居，就是要别人讨好与贿赂。
几天后，宋庆龄就同孙中山一道去城内各医院慰问伤兵，这些伤兵是在附近各县正进行的各派部队间的冲突中受伤的。他们还一道到英德前线视察，以鼓舞士气，确保广州的北边门户。
到了夏天，7月间，孙中山与宋庆龄又一道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的负责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它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那一天，这架飞机要进行试飞。试飞后，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孙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洛士文”号（这是庆龄的英文名字）。这张照片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发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深信妇女可以同样地攀登到任何高度。这也为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增添了一段佳话。①
①《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纽约《亚细亚》杂志），载《为新中国奋斗》，第87页。
8月14日，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氏夫妇蒙难一周年的日子，他们重登“永丰”舰。一年前他们相继脱险后就是在这条军舰上重逢的。他们在舰上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在许多书刊上都可见到：在前甲板上，他们同站得笔挺、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军官和水手们在一起，他们穿着朴素的常服，毫无架子，不认识的人一定看不出他们是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
10月，他们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曾在这里对英国入侵者进行了英勇抵抗，不幸失败。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他们在虎门看了炮兵的演练。很显然，孙中山正从保卫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国防事业的发展，因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国家摆脱屈辱的处境。
在这方面，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探索性会谈已在进行。8月中旬，一个由蒋介石为首、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的“孙逸仙博士的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
庆龄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显示，她对于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对国家全局的考虑之外，她还有许多从个人的亲身经历所引出的教训，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凯统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九死一生的脱险。
（三）促进同中共和苏联的合作
1923年10月充满了许多显示孙中山和宋庆龄新动向的事件。
在政党政治方面，孙中山向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发去一个密讯，请他来参加一个改组国民党的委员会。经孙同意，共产党的总部和机关报《向导》周刊从上海迁到广州。
在国事方面，孙接受了公众的一项请求，把他的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在全国享有统治权的政府。这是对北京演出曹锟贿选闹剧的反应。直系军阀曹锟用5000银圆一票的价格收买残存的国会议员，使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为“猪仔议员”。）在此之前，孙中山曾呼吁议员们拒受贿赂、勿怕恫吓，但无济于事。后来，他又向外国呼吁，要它们不承认这个用金钱买来的政权，等待一个纯正的政府出现，但同样不起作用。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才搁下用了很久的“护法”（1912年《临时约法》）口号，也不再理会根据这部约法所产生的国会。“约法”和国会在被废弃和蒙羞的情况下都结束了，需要有一些新的事物。
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孙中山的邀请，列宁派鲍罗廷任国民党的顾问。鲍10月间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使之成为民族和社会革命者的团体，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些因素被孙中山认为是苏共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取得胜利的奥秘。鲍罗廷当时39岁，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的一位苏联同时代人这样描写他。①他活泼好动而又多才多艺，喜欢骑马，棋下得很好，读书很多而且懂多种语文，一个美国记者曾见他在读当时新出版的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②，作为消遣。
①参见《宋庆龄年谱》，第42页。过去都认为宋庆龄曾乘机飞行，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马庆忠发表论文指出，经查当时广州的报章记载，只说宋曾坐在机舱内留影。
②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抨击不法教士恶行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系1927年出版，此处美记者所述当有误。——译者
鲍罗廷是“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国际革命运动的产物。在本世纪初，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遇见了列宁并在列宁手下工作。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的十多年里，他作为从沙皇暴政下出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国（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结识了许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会改良家、“赫尔大厦”创办人简·亚当斯①。他的英语很流利，在家里也常用英语，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两个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的。有了这个语言条件，他可以直接同孙中山交谈。他在来华前的几年里曾在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产国际特使，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过一些交道，同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触。他的这些经历使孙中山很感兴趣。
①简·亚当斯（1860…1935），女，美国社会改良家及和平主义者，1931年与N．M．巴特勒共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赫尔大厦”在芝加哥，是北美第一批在贫民区进行福利工作的社会改革团体之一。——译者
孙很信任鲍罗廷。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曾问孙，是否知道鲍的真实姓名。孙回答说，“他的名字是拉斐特！①”这可以说明孙是怎样看待这位新来客人的作用的。（在他们频繁的接触中，孙一定知道鲍罗廷的身世和真实姓名。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初住白俄罗斯，后迁居拉脱维亚，他的真名是米哈依尔·格鲁申贝格，在芝加哥时人们简称他为“迈克·伯格”。）
①拉斐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译者
庆龄常去鲍罗廷家。她觉得同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为大家都说英语并且都在美国住过。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辞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视野。
鲍罗廷的妻子法尼短在回忆录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当然，革命观点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说了）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同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布）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的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鲍罗廷曾于1904年与列宁一起侨居瑞士）、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和学习外语、如何出版和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
（她在回忆录开始时曾写道，鲍罗廷告诉她，孙“热情地迎接他，长时间地询问列宁的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医生的口吻关注伊里奇的健康。孙称列宁为中国最好的朋友。）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①
①见前引达林书，第141页。
在防务方面，孙中山在10月间再度视察虎门要塞的加固工程，这次陪同他的除庆龄外还有新来的苏联军事专家。
在这些专家中，最杰出的是瓦西里·勃柳赫尔，他在中国用的名字是“加伦”。后来，西方舆论界对于他作战谋略的高超、他帮助训练出来的官兵素质的良好，很感震惊，因而把一切事情都归功于这个外国人。他们觉得很难设想——一种典型的西方看法——中国人会善于从事这些工作，甚至于俄国人（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恐怕也做不好。因此，他们又要找出这个外国人本人的“根”是在西方。一个法国记者促请对法国主要军校的毕业生名册进行一番检查，看有没有一个名叫“加伦”的人。其他记者搜寻出他的本姓“勃柳赫尔”，因此就猜想他一定是一个德国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沙俄军队俘获，然后又被布尔什维克争取过去。受后者雇用。为了使这个故事听起来更象回事，他们还揣测他可能是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布吕歇尔（他一百年前曾在最后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起重要作用）的本家，并且喜欢把他的本姓照德国的拼法写。①
①加伦将军本姓的英文拼法是Blyukher（勃柳赫尔），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的拼法是Blucher。——译者
事实上，勃柳赫尔是一个纯粹的俄国人，他的祖父是农奴，以主人的姓为姓（这在当时很普通，就如美国南方的黑奴也往往以主人的姓为姓），这家主人是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地主。他的父亲是一个贫农，他的文化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获得的。他青年时期当过工人①，曾因参加罢工被捕。他的军人生涯不是在名牌的军官学校开始，而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被征召服兵役。他作战英勇，曾三次受奖，并提升为准尉，后因伤退伍。他重回工厂工作，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派到前线士兵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稍后又调到新成立的红军中工作。在内战中，他很快晋升为将军，并最后指挥了两大战役，一次是在黑海的彼列科普地峡，把白军残余逐出苏联�